了解明朝历史的各位应该都知晓，大明王朝自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始，国势便日渐凋敝，其具体体现是明朝中晚期的皇权孱弱、宦官专权及权臣谋私之乱象丛生。

诚然，君主的昏庸无能以及宦官等毒瘤的乱政，是明朝晚期迅速走向衰落和灭亡的主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关于晚明时期的官场生态，是否还有其他值得审视的角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番。

清官的执着与无奈

说起晚明官场，不得不提的人就是清官海瑞。海瑞（1514－1587）作为明朝历史上“图腾式”的人物，无疑是当时官场的一股清流。其所处时代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进一步反衬了海瑞之清廉的格格不入。

所谓清官，虽没有明确的释义，但其基本标准都是“清”。浅层的“清”可以是个人生活清廉俭朴，为官清正廉明，不贪不腐，洁身自好；而深层的“清”可以是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用于打击贪官污吏，为百姓出头伸冤。

可以说，无论以上哪一层，海瑞都当之无愧。

出任右监督御史巡抚应天的海瑞，打击地主土豪，救扶平民百姓，当地豪强曾为此闻风逃去他乡，将原本漆成红色的大门一夜之间改为黑色。

《海瑞集》节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清宿弊。令既严布，飙发雷厉，郡县官吏凛凛竞饬，贪污者望风解印而去。权豪势官，敛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显者朱丹其门以居，闻公明日将至，一夜遂易而黝。

对待首辅张居正派来的御史，清贫的海瑞只能用“鸡黍”来招待，看到他寒酸的住处，本欲来找麻烦的御史只能“灰溜溜”地原路返回。

《海瑞集》节选：上宪每忌之，令巡按御史廉察其所为。御史至山中视之，公设鸡黍对食，居舍萧然，甚于寒素。御史叹息而去，无隙可寻。

更甚至，海瑞耿直到能够不畏圣怒，上疏当时被诟病为“心惑”、“苛断”和“情偏”的嘉靖皇帝，直言嘉靖的虚荣自私、昏庸无能，劝谏皇帝不能只顾自己的安逸而置百姓于不顾。最终触及龙须，引得皇帝震怒，险些丢了小命。

《治安疏》节选：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风，陈善闭邪之义，邈无闻矣，谀之甚也。

很多人会说，像海瑞这般刚正不阿，为民争利且清廉自持的道德典范，却成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异类”，受到官场的集体抵制和孤立，终落得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结局，实在令人唏嘘。

然而，在笔者看来，海瑞的失败命运在当时那个时代，大抵是无法避免的。

“模范官僚”的失败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作者黄仁宇对海瑞冠以“古怪的模范官僚”的称号，说：“个人道德之长， 也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是的，海瑞这样的清官深处古代封建专制体制的桎梏之下。其主张终究是无法得到有效地推广和实施的，“模范官僚”的失败，大体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道德至上的文人政治，有着治术层面上的天生缺陷。

文官掌权是晚明的鲜明特征，因为科举制度的存在，文人出身的官员们，均将个人的道德风范及对儒学的理解作为入仕的标准。从海瑞自身而言，对于儒家崇尚的道德价值和君子人格所内涵的道德本质极为虔诚，将其奉之为绝对真理，力求全部践行，一丝不苟。

这种道德上的自律在个人层面上并无大碍，甚至是值得敬佩的。但放到社会层面，却会形成以道德代替法治的趋势。根据自身的道德标准来约束别人，通过直觉作为判断善与恶的标尺，难免会有失公允。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个人道德之长, 也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 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 更谈不上保障人权。”

其次，中国古代的君臣政治在现实和理想、表象与本质之间存在差异。

晚明的文官集团，存在典型的二重性，说白了就是，大家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且彼此之间心照不宣，谁也不愿打破“规矩”。而形成上述二重性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受到了君臣政治这一基本体制的制约。

在君臣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人们的身份地位及政治关系均由体制来决定，无论官职高低，凡是被纳入君臣政治体系的士大夫，其政治身份、社会地位、官爵高下及财富占有，均会按照一定的“官场规则”运行发展，并与其人格特征之间断掉了应有的必然联系。参与者只需也必须“照章办事”，“循规蹈矩”，无法表现个性，不可独出心裁，不能标新立异，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踢出局”。

而海瑞的所作所为，正是在“打脸”这些官场的潜规则。他不明白的是，在他心目中至善至美的治国之策，仅仅是悬挂在制度上层的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无法落地，如果执意践行，便会打破文官集团内部的潜规则，最终呈现出“表面上被冠以极高的名誉地位，背地里却受到皇帝和官员们的冷遇排挤”之怪现象。

最后，在晚明的历史背景和官制下，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性地体现为贪污生活。

从历史进程角度来说，明朝晚期的贪污问题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以学干禄”的儒家思想，“当官发财”的实利观念，官职即特权而非仅仅是职业的现实，官制上的不合理，等等种种原因，都给了晚明使其的官员们以贪污的动力。

在此，我们抛开被广泛讨论的前三点原因，单从官制层面上分析贪污的行程，就不得不提及明朝官吏的俸禄制度问题。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其贫民的出身而对百姓所受疾苦感同身受，记忆犹新。一方面，朱元璋在称帝后严厉打击贪赃枉法的官吏，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他规定官吏贪赃额度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充薪，支撑皮囊挂在官府工作两侧以警示官员。

另一方面，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的低，于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年俸，最高的正一品才仅有一千四十四石，最低的从九品则仅有区区六十石。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官制，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以及公费是要从年俸中开支的，这使得无论何种官阶，均无法通过正常的俸禄过上舒适的生活，位处低阶的官吏更是连养家糊口都颇为困难。

然而，事实总是过犹不及、适得其反的，即便是在朱元璋如此严厉的惩治措施之下，贪污现象还是屡禁不止。不过，与之后各代明朝皇帝相比，当时的吏治基本也算清廉的一塌糊涂了。

朱元璋去世后，其后继者既不具备这样的权威来执行如此严刑峻法，也没有兴趣花精力来对付越来越严重的贪污现象。稍有作为的皇帝虽明知低俸禄的弊病，却又碍于“太祖皇帝”的权威而不能更改制度。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在俸禄之外搞钱牟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官场生态，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变本加厉的贪污便成为了官场“家常便饭”。而此时的海瑞，一心只想要恢复严刑肃贪的祖制，却并未提出其他消除贪污的积极之法，深受官场冷落与排挤后，其努力也最终成为了徒劳。

综上，无论从治术、君臣还是官制的中任意方面看晚明的官场，其封建集权制度下的黑暗与肮脏终都是无法被历史洗白的。

试寻解决之法

而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想要通过与清代的俸禄制度的对比，来浅尝辄止的探究一下，在当时的封建君主体制下，如何才能算作减少贪污的切实之法。

清朝入关后， 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官吏的傣禄也定得非常低。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开支巨大， 朝廷还不断要官员们“捐俸”、“俸禄”， 以至于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难以为继。于是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一方面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另一方面就千方百计向百姓搜括，具体形式包括在正常的赋税额度之外提高、加征各种地方性的附加费用，其中，“耗羡”就是一种主要的形式。

就这样贪污腐败一直持续到雍正帝继位仍未见好转。勤于理政的雍正帝决心改革积弊，严打贪腐，整顿吏治。但其起初只是对一些查实贪腐的官员进行严厉打击，但于宏观角度的收效甚微。此后雍正帝改变思路，从正面寻求解决之法，逐步解决了官吏俸禄和地方开支问题。

而所谓“解决之法”，就是实行“耗羡归公”， 将全国的耗羡统一规定为每两加征五分，列入正常税收， 存畜藩库， 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 作为生活补贴和必要的公务开支。

“养廉银”的数量一般大大超过原来的棒禄，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发愁了。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只是化暗为明，把原来不规范的惯例改成了全国统一的税收。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因此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因消除了贪腐，使得平民的有所减轻。贪官污吏若再要在耗羡上做手脚，既属于直接犯法，又不易隐瞒了。

所以啊，同样是面对贪污腐败，雍正所用之法就比海瑞要高明得多。某些人认为两人身份一君一臣，并无现实的可比性。但基于上述史实，我们总能体会到，若要切切实实地解决矛盾，还是得找到切实有效的实践之法，注意从矛盾的根源处予以消除，以避免隐患的再生。而至于海瑞，无论是道德榜样还是严刑峻法，其“路子”从起始点就找错了，这才导致了他急剧悲剧色彩的“困难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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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瑞：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人，祖籍广东番禺，明朝政治人物，举人出身。

2. 《万历十五年》：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最出名、也是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

3. 耗羡：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交、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 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 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 ) 作为合理亏损的正常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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