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钲鋐(1876-1942?),字声甫。乡里直呼他“声甫”、“大先生”或“大老爷”。检集《东台县志》、《常山县志》、《江苏省辛亥革命史》等资料,其为宣统元年(1909)廪膳生,即公家给以膳食的学优生员,简称膳生。同年闰二月与夏寅官、蔡映辰、袁承业等九人当选为本县第一批士绅。五月四日在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复选举中,与张謇、黄炎培等一百二十五人当选,与夏寅官同为扬州府属八县当选议员十四人。履历本科选膳生,住所东台西乡塘(坝)镇*。另外作为本县主要士绅与学界人士,在担任清末东台教育会成员同时,亦是省教育总会会员。1906年入会,次年与本县夏寅官、杨琬等人分别担任省教育会干事、评议员与会董*,对区内办学,推行宪政作出了积极贡献。民国五年三月至六年九月其赴浙江常山任县知事,民国十年二月至十二年九月连续两任常山县县知事*。民国十六年在县以下市乡自治区改置行政局,时任县六区(时堰市、大兴市、鹤仑乡、鲍庄乡)行政局长*等等钩沉。
宣统元年(1909)江苏省咨议局扬州府属议员部分名单 《常山县志》赵钲鋐三任常山县知事年度 《江苏省教育会历年职员任期久暂表》赵钲鋐为丁未至戊申年度(1907~1908)教育会干事在塘坝谈到庄上人物轶事,赵钲鋐最为大伙乐道。有说“声甫在外做县长,做三任,头二任也没有赚到钱。娘舅说他,你在外面做的个什么官,人家都做了发财。”“声甫头两年清官,最后一任官满离任,把家私都藏在十坛大花盆底,上面种上花放在官船尾部的鸦子梢上。这天有艘船一直紧跟后面,不时地追上来撞上一下,花盆上覆的土被震落,这船上才把这土覆上去,那边又跟上来一撞,土又掉下来。声甫一看知道了什么回事。转头对那船上的人说,你要是合适我的花,你就拿走。只见那人跨过来搬去几盆,以后一路再也不成遇到什的麻烦。”“回来房子砌在这街北头,大门朝南,夹道上去,南北穿堂三进,与东厢屋轩廊卷棚相连。天井中间铺的青石条细小转,兜陆团摆上花草,后厅向北还留有一逃生小铁门。”“院子东去一腰墙圆门,里面湖石嶙皴,绿影扶疏,曲径通幽处是座雅致的读书厅。”“砌屋的木料都是用船从江边运过来的。这天船顺水行到黄桥镇,老黄桥原先建在一处急水湾子上,掌舵的来不及调整,船一头撞上桥身,几百年的石桥瞬间就坍塌了。声甫在里下河大名鼎鼎,方圆百里无人不晓,泰州有个叫陈充(未考)的大佬是声甫朋友,从中帮衬。后来重挪了个地方,当地人出资修建了一座新桥,改名李家桥,倒不成让声甫花分文。”故事到了这儿越发离奇,村中毛宝生老中医补充道:“这陈充就是先前打劫花盆的主。声甫是个清官,十坛藏了洋钱的花盆是离任送别时,常山官绅放到船上的。但这件事不清楚怎被陈充知道了,于是他设了这计策,某年某月某日雇人半路截取。至于其中钱财,声甫从头到尾不明其事。”村民纪风银则回忆“赵声甫家四周高墙清水面,全是用糯米汁砌的。后厅有几根椽子不晓得用的什么木头,方桌对着它,暑天再怎么热,摆在桌上的饭菜都不会馊。”“我呃嗲嗲是他家厨师,声甫平时也是长袍子瓜皮帽,寒天里好吃个红烧野鸡,每次弄好端给他吃,总喜欢调侃句,国凡啊,你先尝一口,不要下药把我药撒呃”。关于其出身,赵富洲说:“大老爷和铎三老爷是清朝人,见过皇帝。声甫是拨贡,全国考试时的还差几个补的,塘坝的赵子余跟声甫一样考的都是秀才,他家就没有人帮忙,之后整天在家的耍子。声甫女匠的娘舅是东台金家墩上的什么人(张星槎?未考,相关选举志未见其身份。按口述可解释辛巳年果蔬画上其题跋之来由),把他提拔做官的”等云云。传说较完整的则为鲁德山讲述的“十八棵柏树”故事:“大老爷在常熟县(常山),做官连做三任。我们红庄人放鸦(鸬鹚)到了常熟,大雪天锯掉荒田的十八棵大柏树,主家状告江北鸦船偷树,衙役追上,把为首的抓押起来,临了跟县老爷汇报,人犯江北口音。大老爷听了不吱一声,夜的差人去人喊过来,待旁人回避后,询问他们哪里人?放鸦的事先就听说过大老爷,就谎称人是塘坝杨家巷的。因为倒河塘水收成不好,难以维生,大家就搭伙放鸦,漂泊江河捕鱼混日子。但到年关天寒地冻,大雪封江,鸦已好几天捕不到鱼,发愁之际,看见这岸边荒田坟园荡的柏树,以为无主,便寻思锯下来换点钱赶回去过年,不料惹上了这桩官司,望青天大老爷放过,人长跪在地上不起。老爷长长地叹息一声,也不再多问,在纸上面写了几个字,示给人犯看后放到案灯下烧毁。第二天升堂,双方各执一词,放鸦的坚决不承认偷树。老爷说要对证,把查获的柏树运到荒田与根相投对。到了荒田,一行人将树干抬上岸,投来投去,奇怪的是锯下的树干怎么也吻合不上树桩尺寸。老爷生气地对告状的说,这十八棵怎儿一棵都对不上,不会是你看外乡人老实好欺吧。放鸦的被宣判无罪,主家也无话可说自认倒霉,最后还到鸦船上陪礼谢罪。原来大老爷纸上写的是“再向下三寸”五个字,这放鸦灵巧,立刻明白了意思,往监外通气。锯下的树被当着赃物没收了,但树根还在田里没有拖走,意思是回头趁天黑赶紧把根再向下锯去三寸。”故事真伪莫辨,有意思的是《常山县志》大事记记载:“民国四年端午节前后,大雨两昼夜,洪水暴涨,街道成渠,横街至南门街可行船,房屋倒塌,人畜死亡无数。”“六年,九月十九日,省长令财政厅免缓常山民国四年钱粮。”以及1916年11月浙江省长公署指令“令财政厅长莫永贞,呈一件常山县呈报批,解五年年内国公债银1335元由,据呈已悉仰财政厅转饬知照此令”。时适赵钲鋐初任常山县知事,竭力为常山争取到上年和本年度的钱粮公债征收减免。我想这样悯恤生民的施政基础也是时隔四年其再次连任常山两届的理由。倘若对讲述信息筛选甄别,情节又特别合乎历史逻辑。自清末民初,虽经历短暂法政变革,到民国三年,县一级的司法审判恢复前清制由县知事兼理,而赵钲鋐绝未滥用权力,只是暗中授意改变证据,这种既尊法又违规的搞笑行为,与其先期咨议局会员身份相符,宪政施行客观上改变了传统士绅所秉持的人治态度,顺应诉讼去解决争议,远比职权下达成的妥协偏袒更具行政表率,时适北洋政府逆势而动,但从清末以来颁布的法院编制法、民国临时约法等推崇的民权主张和司法变革精神却日益社会化。当然个中折射出的价值不止于此,比如口述中的“常熟县”放在赵钲鋐为官三任时代背景下,地点错误显而易见,无论县知事出身是考试选拔还是保荐选用,国家还能在人事分发任用上恪守距任署五百里藉贯回避制度,这种制度在今天澄清吏治,防止结党营私等反腐治理上犹有借鉴。如同力争蠲免常山灾年岁赋,《时堰志》“解放前后旱涝灾害情况资料”记载,民国二年、三年、六年、九年发生秋天卤水倒灌,民国十年、十一年为西水下,很多田无收,轶事也包含了现实生活中乡亲们藉以此形象对本地方“恤政者”的寄望。至于上文N只花盆满载而归的揶揄之意也不尽然,按当时县知事月俸最低等级为200元,最高则为360元,*连任三十二个月,合法俸量可想而知。对比1929年上海地区男工每天十小时的平均月薪也仅为21.9元,*与故事同期(1923年)江苏乡下标准自耕户(为地主与富农,耕地平均38.8亩)周年收入为615.8元,折成亩产约16元,*生活颇有盈余。而据1928年“东台县人民负担调查表”记载:当时全县“人口总数为130万,生产总额米麦豆杂粮棉花约445600余担,产物总值为250万元,平均每人所得仅为1元9角有奇。”若《市志》所描述,解放前我县约占总人口近九成的贫雇农,人均占地1.38亩,堤西地区则更少,如溱东镇土改前贫雇农人均只占0.52亩。在1935年10月《农行月刊》刊登的褚挺如“东台县农村概况”调查一文中显示,其时全县稻田亩产量仅为2石左右(约286斤)。不计纳赋税,以上述亩数推算,平均每人每年也只有149斤口粮,每天不到0.4斤。即使向地主租赁土地,但收获扣去六七成租粮、种子肥料本钱及糊口性支出,早已入不敷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故旧时堰地区有“种了荷花塘,蚀掉大姑娘”“百亩打百箩,空把骨头磨”之谚语,透出农民濒临饥饿,无可奈何的生活苦状。
浙江省長公署指令第三千二百七十八號(国民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令財政廳長莫永貞:呈一件常山縣呈報批解五年內國公債銀一千三百三十五元由 《浙江公报》 ,1916 年 [ 第1678期],时值赵钲鋐首次任职内 1928年“东台县人民负担调查表”,对照轶事传说所掺杂的农村状况,符合时代背景。 1935年10月《农行月刊》刊登的褚挺如“东台县农村概况”调查一文“民以食为天”。面对两极分化的农村实情,作家赵钲权曾在散文《穷开心》(1935年)中引用家乡塘坝某小学教师一首叹穷诗来表达:“一夜千条计,天明没主张。向人启口难,躲债怕离乡。势败如山倒,霉多用斗量。说来穷是命,到处有钱香”。而那些镰刀插壁,锅盖不揭,泥土封门,背井离乡日渐城市化农人的命运又怎样?赵钲权又在短篇小说《穷人的孩子》中写道:十四岁的张阿金和一群江北老乡生活在由竹竿和木棒支搭起茅草屋里,环境污秽肮脏,失去丈夫的阿金母亲,在荐头行求张三拜李四,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美缺”----到大户人家做奶妈,吃睡在人家,每月还有白花花十块大洋的工薪。这收入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啊!就这样狠心离开阿金、二妹和刚刚八个月还需要母乳的女婴。故事结局,小女婴很快地死于饥饿疾病,作者以张妈的叹息“唉,死了也好,免得在世上活受罪”和匆匆料理完后事赶回去为富家少爷喂奶的背影,揭示出都市转型农民生存的黯然远景及其子女们的悲惨命运,这种以牺牲亲情换来的苟且于世,成了外出谋生江北“灵活人”的真实写照。例如赵钲权自己,从小跟随着馆的父亲在鹿汪求学,颠簸流离,四年后因为祖父病重回到了塘坝。小学毕业即考到上海,边求学边写作,创作的诗歌小说极富时代锋芒,成为沪上新刊们的骄子。后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季方(南通人)等人1930年组建的反蒋“第三党”,并与张资平、李则刚、丁嘉树等人成为其机关文学主要成员,为平民主义摇旗呐喊。但随着1931年邓演达被蒋秘密杀害,第三党遭到严重破坏,赵钲权辗转沪上与苏南、家乡之间,在《文艺茶话》、《鹤声》、《新垒》等刊物继续发表反映青年精神苦闷与农村衰败的现实题材。期间曾受朋友邀请来到人地生疏的镇江师范教书,生活安顿下来,1934年3月从家乡把妻子和女儿融春接到镇江,一家人团团圆圆,度过一生中短暂而开心的光景。但这样的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1935年,应杂志社聘请,匆匆离开了学校,但此次流浪作客生涯又很快告一段落,半年之后趁着漭漭夜色渡过长江,百无聊赖地回到故里。从忧国忧民的青年到国破河山下的漂泊苦恼,一直给予灵魂温暖的还是骨子底炽热而零碎的理想烈焰。生命是一道首尾相衔的圆圈,回想其1930年发表在《真美善》杂志上的《残缺的日记》,以家乡荒年为背景,塑造青年“E君”----作者精神上的自我,为饿殍之中的农民赈灾请命,招致反动政府以“纠率共匪,白日打劫”罪名杀害的时代性描述。时值国内政治呈白色恐怖,能够发表这样的犀利文章,表明作者思想的独立与进取。面对国土沦陷,赵钲权主动投身到家乡武装抗日斗争,1940年10月受民主政府委派担任县第二区区长,处理地方事务公平公正,留有“赵青天”一誉。让人惋惜的是,在这异常艰险的战争环境中,由于意志薄弱,扛不住红颜孔某诱惑,做出背叛民族的附逆行径,良知上也自惭形秽,战后并未畏罪潜逃,曾多次接受民主政府惩奸教育,但终因“赵原系地主分子,曾充当过顽镇长,他出于反动阶级本性,当即带区干六人,携短枪三枝,长枪两枝,投降敌伪”给抗战形势带来的恶劣影响,1946年2月在台城操场被处决。小说的死亡结局,冥冥中成为其人生悲剧的绞索,只是失去了被姑恕的色彩。在事件过去了很久的今天,其后辈能以平静的表情,给我讲述这一天临走前,他感觉到可能再也不能回来了,对妻子说:“即使卖房卖屋,也要供孩子们上学”。人至死其言也善,可以慰藉的是,在政府关怀下,几个孩子也都在赵声甫大院旧址上所创办的学校学习,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人民干部、教师,与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起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自己所能。对于庄上老人们反复讲述:“粟裕‘枪下留人’的命令,前后就讹错半个小时。那时通讯员都是骑马,要是换作现在的电话结果又是另一回事,赵伯平是个人才啊”。当个体记忆与档案资料出现反差时,分段化厘清事实,是有效建构人物历史的必然。比如乡民们高举蚕匾大的锅盖,庄上穷秀才不分先后地写上肇事者姓名,一路敲打着洋油箱子,浩浩荡荡奔向十八房大院闹荒请愿,面对嗷嗷待哺的饥饿人群,地主赵石仙、赵野仙弟兄们慌张成一团,分发赈济粮时,总是无不沮丧地自嘲:“这又是我俫的穷本家出的馊主意啊”。赈灾责任从政府转嫁到富人面前,历史需要检讨地是彼时国家治理取向,而非生存伦理下社会伤阂的继续激化。就像大地主赵咸甫发家致富砌在杨家巷乱坟葬上的雕花小楼,战争中被圩子外结伴而来的人拆毁,塘坝人没有动一块砖头,到八十年代宽裕起来的乡民又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座更高更结实的宅楼。时间的光安静得像这楼前葱茏的翠柏,一棵巨大又粗矮、虬枝攫拏的银杏,挡住了往事,一些难以明瞭的视角。包括那场大火中活下来的人们,连同他们的仿徨也渐将在这片仁厚辽阔的大地上彻底消失。整个庄子却早已以它修复好的伤口,平和而舒展地迎接每一位到访者。
赵钲权《残缺的日记》附记,结合小说正文可考察其时人生态度,思想独立与进取。 塘坝杨家巷民国赵咸甫小楼原址。而归第后的赵声甫即大兴土木,亦是其荣宗耀祖使然。这与众人口中“雪天里好吃个野鸡”“赵咸甫的良田顶到江边”“穷本家的馊主意”等等情感化生活化流传一致,本质上都是对片土地的认同跟归属,并未因历史变化而殊异。而为乡亲念念不忘的是那穿堂几进,气势恢宏,天井大得能放电影打篮球的声甫大院,上世纪八十年代也随着小学搬迁,被拆建为时堰供销社塘坝门市部。驷之过隙,人世间已无从前,唯有天光冷漠地审视着这座供销门市檐墙上那行突兀的水泥大字,总有些莫名思绪倏忽让人怀念起往昔,可望而不可即。仿佛来时站在村口闸桥下的微微一怔,那些火红年代高亢的河工号子又骤然响彻这平凡的世界。有关赵钲鋐服务常山,兴桑养蚕,修筑常玉大道,剿山匪恩威兼施,为阵亡士兵抚恤金垫付等等点滴文献,可见《浙江公报》旧浙江省政府通告。检索其翰墨留痕,《常山县交通志》见有常山县芙蓉乡修书梗村回龙桥民国六年造,桥头碑石为县知事赵钲鋐书。问及乡梓善举,众人茫然不置一词,心中遽然升起己酉年冬(1909)赵钲鋐意气风发赶去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与时堰义学名宿邰戟门(邰爽秋父亲)同舟偶遇情形。途径吴淞口,眺望着窗外,北风呼啸,胥涛汹涌,席卷江岸边古军台,两人即兴口占,吟诗作对。邰元韵声甫留下英雄迟暮之感慨:“长路望慢慢,北风江上寒。军台淞口镇,云树海门山。槽枥心千里,光阴指一弹。生渐年老大,独自赋闲关。”
民国塘坝乡绅赵钲鋐(声甫)大院原址,战争时期曾被旧政府侵占为大兴乡乡公所。解放后为塘坝小学,八十年代改属供销社。总之,通过某些文献资料、关联性旧文学,人物叙述与传说,可以反映出一个时期经济上的动态落差,人们为之改变付出的努力。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民国“黄金十年”,农村处境日益恶劣,价值体系的转变是导致自然经济崩溃的根源。随着官僚买办资本扩张,外来廉价农产品输入加剧了传统粮食、经济作物行业的下滑,农村沦于破产,这种破产是畸形的,贫富悬殊的背后是土地资源的高度兼并,表现为耕地与宅基地的聚合,所以在塘坝出现多位乡民异口同声的讲述:“杨家巷一高田的房屋都是赵咸甫的,他家几千亩田向南一直顶到江边上,长江边上。每年送租的船,也从南面的口子一直向北堵到罗磨堍。”细问乡民,解释说江边是到江阴(西乡发音,冮gang)。说法夸张明显,这江或大意为周边某河?让人疑窦的是,我在浏览谷歌等等app地图时南官河孙家庄至塘坝口子这一段均被标注为汪江,亦非汪河。赵钲铅诗中亦云芦花“半憔悴于秋江”。好奇之余,逐一询问都只说是运盐河、官河或六十里河,“从口子高桥向西至汪河村的河段叫汪河,从未听说有汪江一说”。地图往南二十公里外的白米镇也有甸江河与甸江村地理名称,流经的河流并不宽大,推测其类大概只是诗意化的称呼。民国十八年曾任县建设局局长姚彭林主编的“东台县全图”上也未见此说,尽管此图声称“水利交通要道无不备载”。沿波讨源,《嘉庆东台县志》(1817年)艺文三十六,明《重浚安丰运河记》勒文,记录了嘉靖乙巳年间(1545)对此河道的一次治理过程。在当时两淮巡鹾侍御齐宗道、运司高鸾的领导下,安丰场大使李弘、副使叶涟担任工程现场管理,招募流移之民进行疏浚。“乙巳年三月上旬讫於五月将终,其河旧名风井运河。南抵富安北抵梁垛西抵青蒲,殆数十里,长八千一百八十六丈,计工值银三千七十六两有奇。呜呼,斯河之浚,流派洪远,圩岸曲深,故水源为之绵长,财物为之汇聚,匪特以利济商民而兹场富庶又倍于昔矣”等云云。其长8186丈,大致为27公里,西抵青蒲,与六十里河相称,显而易见文中所浚旧风井运河即为今天南官河,也是袁承业安丰八景中“风井鸣榔”的历史出处。旁引未能诠释“汪江”之虑,但河流的洪远曲深或叩舷而歌,与戴胜徵孙家庄诗“晚来无那苍茫甚,击碎歌壶兴未阑”倒可引起大家无限灵均之遗响。至于作者佚名,《康熙淮南盐法中十场志》(1673年)《康熙两淮盐法志》(1693年)中则分别注为阙名、阙名氏,而笔者在史起蛰《两淮盐法志》(1550年)地里志见有引太仆(寺)卿盛仪《重浚安丰运河记》。索隐盛仪,字德章,号蜀岗,扬州府江都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曾观政吏部,抗逆刘谨,后授监察御史,官至太仆寺卿。博览群书,文采尔雅,受郡守朱怀干之邀修《嘉靖惟扬志》(1542年)。从勒文“余恒见有官司者多苟且,称欲茧丝(赋税)是务。求悉心民社为计经久如诸君者少也,故特书之以告后人”,言简意赅之清峻,少同类题材歌功颂德,也符合《万历扬州志》人物列传中其不畏权势,及致仕归橐无余赀,薄田敝庐仅自给等事略描写。
《重浚安丰运河记》佚名作者为明太仆寺卿盛仪。索隐盛仪,字德章,号蜀岗,扬州府江都人,《嘉靖惟扬志》编撰。 史起蛰《两淮盐法志》 《康熙淮南中十场志》 《乾隆两淮盐法志》图说 嘉庆《东台县志》 85年《东台县地名录》 谷歌地图《康熙淮南中十场志》卷二安丰场:“丰(风)井河,起下灶通泰州。”“官河,发于海陵孙庄历瓦甸播而为三,南通富安,东经于司南三仓,北达于司北两仓,流于梁垛。”联系明史起蛰《两淮盐法志》图说安丰场及地里志“官河”(内容同上),可以确定安丰下灶到大尖段为古“风井运河”段,与六十里河(即今南官河)相接。盛仪《重浚安丰运河记》可能扩大了这一河段概念,但不排除旧时从下灶至朱家尖于家庄止青蒲皆为此称呼。通过卫星图扩缩从瓦甸播而为三的官河东部分支,比如瓦甸至李家港达场治的原官河,依稀曲折辨析,这种基于自然蜿蜒的官河道无疑会影响到盐运,随着安丰场产盐量增加,原“官河”东段的曲折或淤塞,挑浚一条捷径,包括对原官河瓦甸向西主河段进行浚深裁直,时为交通必然。嘉庆《东台县志》卷十记载“六十里河,即三叉河又名大尖河,在县治南二十五里,自安丰串场河之李家港迤西南六十里出青浦角,由秦潼抵泰州为富安安丰运盐入运河之道,嘉庆二十年(1815年)兴挑因雨停工。”目前新编志书均言“该河于清嘉庆二十年兴挑”,应该出自此处。而在卷十一堤圩“杨公堤”后注、卷三十七艺文《修杨公堰碑记》(陈宏谋著)提及乾隆十八年(癸酉年,1753年)“自青浦角由大尖河至安丰场六十里,即坚且厚又建砖石桥梁多开涵洞以广宣泄。莳苇植柳,以御风浪。设堡夫建堡房司巡守更,于对坝增筑南堤六十余里”等云云。清王世球《两淮盐法志》(乾隆十三年1748)重辑“安丰场图”中却也绘制了这条“大尖河”与“李家港本场各商通运官盐(河)”,并与嘉庆《东台县志》九场图“安丰场图”如同一辙,史料无疑都证明了大尖河在嘉庆二十年之前就早已存在,相对于原“官河”东段(瓦甸至李家港走向河段),此时已经过多次疏浚,在安丰场盐运路线上较著重要,或已取代原“李家港官河段”。“兴挑”本义或为发动挑浚整治,即“兴工挑浚”,《县志》乾隆三十年盐政普福对串场河整治奏疏中也用到“兴工挑浚”一词。今天从其岸呈直线性状以及朱家尖向西“南官河”河道,人工因素显见,对接盛仪《重浚安丰运河记》描述,不难想象此河从明到清,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淤塞与重浚,同时印证了官河定义是不同期不同河段的称呼,这一变迁也体现笔者“赵蓝天故乡行1”中对官河走向迁徙猜想。对于正文“风井河”不再作絮聒之考订,借此补正。
两天来的易稿,除了古地图绘制的漫漶大意;对古墩的反复认定,是北山垛、吉家墩还是凤凰墩?也是困扰之一。历代安丰场图上先后标有吴家桥西寺桥东西横跨串场河,《县志》卷十一有西寺桥吴家桥解注,西寺桥“一名进寺桥,明(万历二十九年)吴一诚建,顺治十五年徐我遇修,嘉庆十八年公修。”“吴家桥,明(嘉靖年)吴云楼建,顺治十五年徐我遇重修,今废。”寺指史起蛰《两淮盐法志》图说中义阡寺,即串场河西----西义阡寺(西寺)“在安丰场明洪武年建,万历四十五年王琱重建,国朝顺治六年吴全祥倡修”。(相关史料亦见《康熙淮南中十场志》),寺与桥均位于大尖河与李家港官河间塥地,那么不仅可以排除“官河”南边的凤凰墩,也断定了《两淮盐法志》图说中风井河段,即为下灶至大尖。则由大尖至于家庄入官河经青浦角通泰州的“大尖河”是为《重浚安丰运河记》中的古风井运河?附记未对古风井河实访,是为考证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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