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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庙村东南五里有个大村叫官寺。
传说古年朝代有个地方政府官员,在这里主持修建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寺院,因地处裕、唐二州间南北交通要道上,所以寺院香火旺盛,依托寺院逐渐形成了村落,起名官寺。
此村后来发展越来越大,明显大于附近其他村子,所以又称大官寺。
(一)
小时候过年走亲戚经常去官寺。
官寺南头老李家是我爷的舅家,我爷有三个舅、十几个老表。大约是1930年前后,我家尚有几十亩地,如果坚持自种自吃,日子也能过。可是我的老爷经常在外边蹚光棍,家里的地不管不问,日子过的是庄上最差的。尤其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更是揭不开锅,无奈之下,我的老奶只能抹着眼泪带着我爷姊妹几个回到官寺娘家求助。
我老奶的娘家在官寺是属于人口众多的大户,但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我爷的其中一个舅身材高大,精通各种农活,能说会道,人际交往广泛,经别人介绍到店街西南朱庄老王家扛长工。这位老舅爷的精明、实在、能干使东家对他刮目相看,很快就成了种地户,于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官寺家人把朱庄老王家当成了立脚地,大人小孩随时都会去往朱庄。
朱庄老王家是书香门第,秉持耕读传家,信守乐善好施,曾在1940年前后出过赊旗镇镇长。尽管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老王家跟官寺来的种地户一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老舅爷与东家关系处得好,无形中也提高了自己一点社会地位,稍微改善了官寺家里的经济条件。所以当我们家无米下炊的时候,官寺成了我老奶唯一的希望所在。
以前可能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因,人们轻易不分家。我没有求证过,但可以想象,那时我的三个老舅爷们没有分家,所以当我老奶带着几个孩子回官寺吃住有困难的时候,就会跟着官寺的亲戚们去朱庄的老王家。
当老舅爷带着三个外甥到朱庄时,会很不好意思地给当家的二掌柜说:二哥,这是张庄仨外甥...,没等老舅爷把话说完,东家微微一笑,和善可亲地说:外甥们来了都是客,收拾间屋,多住些时!
尽管不能常住,但是仗着官寺老舅爷的面子,连续几年青黄不接时到朱庄住一段时间,这对于爷爷弟兄三个的童年和少年来说是真正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他们也和老王家的两辈人有了不薄的交情。
我老爷在外边蹚光棍是有代价的,不是光会说就中,还得附庸风雅地和有钱有势的大光棍们在一起吃喝玩乐。
(民国)三十一年年成的第二年,风调雨顺,东南地我家七亩荞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我老爷在何庙赌博,一晚上把这七亩地连荞麦全输给南边一个村上的人。
这时候官寺老李家出了一个相当于现在派出所所长的人物,当我老奶又抹着泪回到官寺说明情况后,一位老舅爷一边派人去青台街找老李家那位中用人,一边招呼十几个本族青年,手持白蜡杆子来到我家荞麦地边。一场即将爆发的冲突后来经过官方和民间有关人士的共同斡旋顺利平息,地和荞麦还是我家的,老爷付出的代价是请南边村上那人吸一天大烟!
做为家里的长子,我爷十七岁到赊旗镇酒馆里学相工,经过几年的辛苦劳作,对酒馆的产供销了如指掌,已经成为掌柜放心的大伙计。大约是在1946年,看到我老爷老奶年事已高,我的一位老舅爷出面把我爷介绍到官寺西头老贾家酒馆里负责全面工作,官寺毕竟离家近,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官寺又是我爷的舅家,都是熟人,啥事都好办!
我大姑奶出生于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可以说整个民国期间官寺我老奶的娘家给了我们家力所能及的帮助,才使我们家在张庄东头继续过下去。
所以说我们家对于官寺的亲戚是很看重的,在我刚记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去官寺走亲戚印象深刻。几位表爷表奶和蔼可亲,好多表叔表婶年轻漂亮,尤其还见过老态龙钟的十四老妗奶,也就是我爷的妗子。当时这位老妗奶神智略有不清,一听说是张庄的客娃儿,顿时有了精神,还能把我们的家庭成员关系捋得清清楚楚。
我的外婆家是四川的,我的两个舅爷都在外地工作,舅家去不成,舅爷家也去不成,所以每年的大年初二只有去官寺的老舅爷家。官寺的亲戚多,所以我也好去官寺,不仅能多挣来压岁钱,还能在回来的路上吃着捎回来的包,心灵手巧、茶饭又好的表奶们捎的有麻叶,有果子,有米花板,有气角,有甜的,有咸的,真是不虚此行呀!
(二)
我姑奶解放后定居在官寺,孤苦伶仃,吃斋念佛,每年走亲戚也会到我姑奶家里去。印象中就在她家吃过一顿饭,类似于清水煮面条。
姑奶院里有棵弯腰石榴树,每年八月十五前,姑奶总要托人捎信让去她家摘石榴。黄红色的石榴提提溜溜压弯了枝头,看着都喜人,在姑奶的指挥下,家里派去的代表们一会就把石榴摘得一干二净,姑奶留下一小部分,其余都让我们带回家。回家后迫不及待切开石榴,来不及仔细欣赏里边密实实的、像紫红色珍珠样的石榴籽,就直接抠着填嘴里了——那个年代能吃上酸甜的石榴是多幸福的事!现在看见石榴我就想起我受苦受难的姑奶!姑奶以近九十高龄去世后,长眠在官寺东地!我伯母娘家是官寺老贾家,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哥(伯母的儿子)去他舅家——我伯母的娘家,所以我也跟着我哥该喊啥喊啥:舅、妗子、婆...
官寺的婆曾经是大家闺秀,待人可亲,不笑不说话,和风细雨,不紧不慢,每次去都会给我们拿好吃的,好喝的,我也很激动地感受到了外婆的澎湖湾!遗憾的是官寺的婆在我上初中时已经不在了,但她慈祥的面孔和待人接物的优雅举止,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
(三)
以前官寺的寺院有多大、前后经历多少年已经不可考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曾经无意间挖出一处规模可观的香灰坑,还有已经沤糟的古钱币,足可见当时的香火旺盛,经济繁荣。官寺还处在传说中北起平高台南到青台四十五里许封镇的黄金地段,想必当年也不是一般的过路店。
清朝光绪帝之前的南阳县地图上官寺标注的是“官司”,再往前直到明朝南阳府地图上标注的都是“官司”,清末民初的地图上已经是把“官司”标注成了“官寺”,附近的小官司、屠官司、武官司皆如此。“官司”究竟是当时的一个权力部门还是一个职位,那就不清楚了。
解放前,围绕官寺村一圈的土寨墙保存完整,寨墙高有两丈,寨内范围相当于现在官寺(自然)村面积的二分之一,四个角有瞭望台,东门西门有炮楼,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安全配置。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住到寨墙里边就很有安全感,所以只要附近听说竿们来了,或者老日来了,官寺村上的光棍们一边安排村民做好值班巡逻,一边安顿好附近村上来避难的乡邻。
站在我的家门口,放眼东南,官寺的树木、房舍清晰可见,过年时我带着儿子去官寺走亲戚的时候,想想这亲戚已经走了五代人,一百多年了,可真是老亲!可是官寺的表爷表奶们依然亲热,表叔表婶们依然盛情款待,老表们依然客气有加,使我感到这亲戚还要继续走下去,亲戚越走才能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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