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
历史上，我们国家名师辈出，为后世留下了很多文化瑰宝。这些文化瑰宝都是国家珍贵的文物，是我们哪怕豁出性命也要保护好的遗产。
民国初年，国家政权掌握在军人手里。那时候，军阀间为了争夺地盘，经常爆发战争，社会非常混乱，很多坏人趁机浑水摸鱼，把很多国宝珍品偷偷卖给外国人，使我们国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为了保护这些国宝不被坏人偷卖出去，我们很多先辈自觉行动起来，不惜砸锅卖铁，也要筹钱救助这些文物，这其中就有一位大收藏家张伯驹。
张伯驹出身书香门第，是我国著名的诗词学家，书画鉴赏家，他和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是一个在民国年间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一生致力于书画收藏，拯救了很多国宝，这其中就有他抢救回来的《平复帖》。
《平复帖》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告慰患病的友人而写的一封信，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比王羲之的传世名作还早了七八十年，堪称国宝中的国宝。多年以来，日本人一直想要得到它。
当时，《平复帖》是溥儒的收藏品。溥儒是什么人呢？他是清朝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䜣的孙子，清朝末帝溥仪的堂哥，拥有众多书画藏品。他书画俱佳，与书画大师张大千、吴湖帆齐名，但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收藏的人，只要价格合理，他什么藏品都会卖掉，易元吉的《聚猿图》，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这样被他卖掉的，最后流落海外，成为历史的遗憾。
张伯驹很担心溥儒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将《平复帖》卖掉，何况周围还有日本人虎视眈眈，该怎么做才能不让溥儒把它卖掉呢？买吧，此时溥儒并不缺钱，他深知《平复帖》的价值，要价定然不菲，自己恐一时难以承受；不买，又面临《平复帖》随时可能被倒卖的风险。怎么办？张伯驹很着急。
这时，张伯驹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找来阅古斋的韩博文，让他出面去探溥儒的口风，将他想买《平复帖》的意思传达给溥儒。
韩博文找到溥儒，说：“《照夜白图》实乃国宝，转卖英国是中国的损失啊！伯驹先生不愿再使国宝外流，如果您愿意割爱《平复帖》，他愿高价买入。”
溥儒听后，果然坐地起价。他对韩博文说：“伯驹先生果真喜欢，我愿玉成此事。只是我如今并不缺钱，他若肯出20万银圆，这《平复帖》就归他。”
张伯驹其实并没有打算立即买下来，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溥儒做一个君子约定，如果他要卖《平复帖》，就先卖给他，同时也可以提醒溥儒，转卖文物存在国宝外流的风险。溥儒出身皇室宗亲，自然懂得国宝的重要，事后也证明，张伯驹的策略是成功的。
1937年，叶恭绰先生筹备上海文献展览会，为了壮大展览会的声势，他请张大千出面，愿意出6万银圆求购《平复帖》。但是溥儒以自己和张伯驹有过约定为由，拒绝了叶恭绰的购买请求。
后来，卢沟桥事发，日本大举入侵中国。这种情况下，《平复帖》随时都有可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尽管溥儒信守和张伯驹的约定，轻易不会将《平复帖》卖掉，但是假如日本人强行求购，他也是无力阻止的。张伯驹为此很忧心，可却没有什么办法。
1937年年底，张伯驹和夫人乘火车回北平，在车上碰到傅增湘，并从傅增湘的口中得知溥儒的母亲刚刚去世，他此时正急需一笔治丧费。张伯驹当即想到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他又不想趁人之危，于是他请傅增湘传话给溥儒，如果他愿意以《平复帖》作为抵押，他愿意借钱给他。
这样一来，名义上《平复帖》还属于溥儒，但作为担保，他就不能随便转卖了，如此既可以解溥儒的燃眉之急，也可以确保《平复帖》的安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溥儒听了张伯驹交代的话，对他的慷慨仁义很是感激，当即对傅增湘说：“伯驹高义，志在收藏。我若转让他人，不仅有负伯驹，也将有负于世人。请你转告伯驹先生 ，我愿以4万银圆转让与他。”
听到溥儒愿意低价转卖，张伯驹止不住一阵狂喜，当即拿出2万银圆交给傅增湘说：“麻烦先生先代为交付2万银圆，并转知溥儒先生，剩余款项两月内必付清。”于是，《平复帖》就算划归到了张伯驹的名下，日本人再想打它的主意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得到《平复帖》后，张伯驹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立即将自己在北平的寓所改名为“平复堂”。
可是，日本人毕竟贼心不死，听说《平复帖》被张伯驹收购后，他们又开始打起张伯驹的主意来。他们与古董商人白坚甫勾结起来，让白坚甫以个人的名义向张伯驹求购《平复帖》。
哼！白坚甫这个奸商，张伯驹可知道他，很多古代的书画作品就是通过他卖出去的，其中就包括他转卖给日本人的《告身帖》！
他一上门，张伯驹就正色对他说道：“《照夜白图》《告身帖》等国宝就是被你们这样的民族败类卖给了洋人，现在你又想打《平复帖》的主意，那是妄想！告诉你，金钱易得，国宝无双，《平复帖》如今已归了我张伯驹的名下，只要我活着，你们就休想得到它！”就这样，他直接把白坚甫“轰”出了家门。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继续积极投身到拯救国宝的行动中，还将自己精心收藏的数十件国宝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国家的大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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