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共双方都在竭力争取方部游击军的时候,领导安徽省国共联合抗日的上层人事安排发生了重大变故。
1939年10月23日,原来与新四军合作抗日的第21集团军总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安徽省保安司令、安徽省军管区司令、安徽省政府廖主席,因突发脑溢血乍然离世。
1939年11月,经廖主席的前任安徽省主席“新桂系”领军人物第五战区李长官推荐,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新桂系国军将领李品仙接替廖主席位置,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担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1月8日,安徽省李总司令正式走马上任。此人一到任,他就立即与国民党内陈氏兄弟把持的CC系合流,迫不及待地指使随其上任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时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政训处少将处长杨绩荪等人,对廖主席时期为了联合抗日而成立的“省抗日动员委员会”下手。
“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是在安徽省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方总司令和安徽省“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等著名爱国人士倡议下,成立的一个抗日活动组织。
动委会成立时,许多共产党人为了联合抗战也积极响应,参加了这个统战组织,当时中共安徽省委领导人张劲夫等人都在这个组织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李总司令、杨绩荪等人为了改组“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清除该组织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首先在《皖报》上撰文,抛出了《动员委员会怎样办?》、《对于动委会改组之认识》等反动文章。紧接着,安徽省CC系首领也发表了题为《来一个大扫荡》的文章,与李总司令、杨绩荪之流紧相呼应,进一步在安徽省制造反动舆论。
1940年2月1日,李总司令亲自出马,他发表了《告动员工作同志书》,下令让全省动委会所有工作团队和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到安徽省临时省会驻地立煌县“受训”。李总司令、杨绩荪等人企图借集中“受训”之际,将动委会中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1940年2月中旬,李总司令在立煌县主持召开了安徽省党政整建大会,通过了由其亲自拟订的《敌后党政整建纲要草案》。
李总司令出台这份《草案》的目的就在于“清除潜伏机关、部队、学校内从事捣乱、分化抗战力量的异党分子”,“建立坚强的行政组织系统”。
该《草案》强迫安徽省的所有军事、行政、教育人员以及高中学生,都必须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该《草案》出台后,李总司令、杨绩荪等人接着相继开办了所谓的党政干部训练班和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用来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
李总司令除了通过出台文件、开会、办班等手段大造反动舆论外,他还从组织上和军事上积极采取行动,加强自己对安徽省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控制。
在组织上,李总司令首先打出了“改造省政府机构”的幌子,设置了党、政、军总办公厅,用来总揽全省的党、政、军大权,清洗省政府里国民党上层的左派进步分子。
接着,李总司令向省级以下各级行政机构开刀。他调整或撤换了下属各县的进步县长,通缉在皖东北与中共合作抗日的第六行政区盛专员,撤换了第一行政区张专员、第七行政区许专员、皖南行政公署戴主任等联共抗日的地方官员职务。
在军事上,李总司令排斥异己。他下令取消了安徽省人民抗日自卫军的番号,撤销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淮北合作抗日的皖北第十二联防指挥官兼安徽省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负责人余总指挥的职务,并下令新桂系正规军讨伐余部。
与此同时,李总司令还积极布置兵力,调动军队向东进攻新四军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向西进攻豫鄂边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企图挑起鄂豫晥更大规模的国共武装摩擦事件。
1940年3月下旬,蒋总裁在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出台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方案》后,他以此密令安徽的李部第21集团军和江苏的韩部第24集团军,分别从东西两面出兵夹击皖东的新四军。
根据蒋总裁密令,李总司令全面撕毁了新四军领导人与廖主席原来通过谈判达成的联合抗日协议。
李总司令调派第21集团军主力一部配合皖北行署颜主任和安徽第五区李专员,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驻守在皖东定远县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他还下令所部进驻皖中无为县,切断江北新四军与皖南新四军军部之间的联系。
李总司令还在无为县长江岸边无理扣留了从皖南送往江北的新四军军饷7万元,并扣押了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调往皖东地区工作的新四军干部20余人。
这次无理扣押新四军干部的恶劣事件,虽然经过新四军军部领导向蒋总裁和第五战区李长官多次严正抗议和交涉,但是李总司令只释放了新四军江北张总指挥的夫人和孩子,其余包括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曾主任在内的干部全部被李品仙下令公然杀害。
不仅如此,李品仙还亲自指挥所部4000余人,向驻守无为县的新四军江北纵队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次突然袭击,让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措不及防,伤亡十分惨重。
李总司令在安徽省采取的这一系列反共举动,让安徽省原来形成的联合抗战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安徽全省都笼罩在一种白色恐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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