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的名义》逐渐接近尾声，本剧（目前为止）藏得最深的育良书记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高小凤同学仅仅恶补了一本《万历十五年》就拿下了曾经的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如今的省政法委书记。
且不管让育良书记无法自拔的到底是美貌还是明史，单从为官之道来看，《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确深深影响了育良书记。
育良书记为汉东的政治平衡操碎了心
大局这个词，是育良书记经常挂在嘴边的。作为一个学者型干部，估计在高老师心里，他是汉东官场中最具大局观的一个人吧，他对大弟子祁同伟的谆谆教导，三句不离大局观，对侯亮平这种扰乱汉东政治平衡大局的行为十分生气。他还时不时地流露出自己眼光高远，为了维护上下级之间的和谐关系，总是受了些委屈，让可恶的不近人情的李达康做出了点成绩的意思。但育良书记坚信，从长远看，正是自己的良苦用心，才换来了汉东平衡的政治局面。
那么，究竟什么是育良书记眼中的大局呢？他为什么把平衡看得这么重要？我们来从他最爱的《万历十五年》里找找答案。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施政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万历十五年》
看到这些话，是不是觉得很亲切？道德是如此重要，官员应该是一群具有相同道德水平的人，这样才合作的基础。而和谐更加重要，如果打破平衡，任何政策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育良书记道德感还是很高的，教育起祁同伟溜到飞起，而且他每一集都在不遗余力地去促进汉东政治局面的和谐与稳定，生怕侯亮平破坏他苦心维系的政治平衡。
“汉大帮”的扛把子
高书记在汉东最大的成绩就是搞了个“汉大帮”，主要成员有他公安厅长祁同伟，他为什么对拉帮结派这么感兴趣呢？
“京官对这种考核（六年一次的京察）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的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因此文官们需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万历十五年》
明代官场以道德感维系全体文官，因为忽视技术发展，也没有坚实的法治基础，所以天下大事都要依靠常情来度量，很难根据他们的实际能力和成绩去做人事考核。因此，对于官员的考核“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够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
几个世纪以后的育良书记对这一点也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祁同伟仅一步之遥的副省长，被达康书记一个“哭坟”笑话就给断了后路，一两个不良评语对一个人的杀伤力之大依旧未变。因此，官场上通过拉帮结派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自然是育良书记最重视的事情。
古时候的官员拉帮结派办法很多。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者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
明代的“谊”也就是曾经的靠山，育良书记口中的“政治资源”。
各派系的主要任务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万历十五年》
如果没有梁璐的父亲，高育良一辈子都要在大学教书；如果没有娶梁璐，祁同伟一辈子也走不出那山沟沟里的乡级司法所；如果没有赵立春，高育良自然进不了省委常委。当然，“错误可以掩饰”是核心，否则赵家公子的美食城也不会安然无恙这么多年，祁同伟的贪赃枉法、育良书记那爱读明史的小高也不会被隐瞒这么久。
高老师的“历史局限性”
高育良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批准赵家公子的美食城项目——有过一个总结，那就是历史的局限性。省委书记沙瑞金对此很是怀疑，难道真的是历史局限性？
回顾这部电视剧，似乎没有特别展示育良书记的政绩以及工作方面的努力。育良书记的生活情趣很高，没事就在家修剪花草，吃饭的镜头全剧他排第二就没人敢排第一。他大概就办了一件大事——搞臭侯亮平，还是边泡着澡堂子就给办了，懂得享受之余，还有一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在里面。只可惜，育良书记整天忙活着搞权术，似乎没心思给老百姓谋点什么福利，用现代一点的说法他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严格来说，他是“说着漂亮话的误国者”。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育良书记没打算做一个人民公仆，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客。学者出身、道貌岸然，在自己的小圈子内严格地以道德来约束门生，用人之常情为自己和学生铺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报负——当上省委书记。爬上去以后要为人民做些什么呢？呵呵，那不是育良书记所要考虑的问题。
育良书记错就错在他的历史局限性上，他不能理解现在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大明了，如果说明朝时期中国的结构就是一大群占有文化优势的官员，管理一大群没有文化的农民，那么现在的老百姓与官员之间早已不存在这样的意识鸿沟。
时代在变，育良书记不变，所以面对侯亮平、李达康这样的实干家，育良书记有着“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痛苦，而面对沙瑞金和田国富，育良书记又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在官场玩得溜，丝毫不怀疑人家已经在用看异类的眼光注视着他。育良书记最听不得祁同伟抱怨他书生气，但事实上他完全被《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明朝官场社会迷住，书生气简直不要太足。
当然了，大明虽亡了，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今潜伏在我们身边的“育良书记”也还不少。他们做事的出发点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谁的事情，满口“大局”，实际上到处和稀泥，那些落不了地的政策、差强人意的产品背后都有这些人的影子。他们似乎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却也没做过什么对社会有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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