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深圳的我，动力应该是比在长沙要足的。毕竟这里不会有长达两个月的雨季。台风前的暴雨，夜晚暗蓝色的天空还垂挂着大朵的白云，夏季炎热，但热度能悉数被大道两旁的浓郁树荫遮盖。
在长沙时，冬天一个人去河边走上大半天，观察那三米高的芦苇丛，隐蔽处的野蔷薇，回来便写一篇文。去看郊区的净水湖，湿地湖，百来棵樱花树围起来的人工湖，看梅园，看向日葵田，早春的月季，以及玉兰。
那是一种生活状态。纵有阴郁，终有去路。
这个周末过得很颓。一边被督促着好好写稿，一边无趣地找电影看找食物吃，翻来覆去又睡了两小时。他说：“好好休息，也是可以的。你为什么要执着于非得完成什么。”
当然得完成什么。处在创作的黄金时代，却游手好闲不自知，不愿吃苦，不愿多思，却对自己毫无苛刻之意，这种行为他人可以，我不允许。
上周在读书会群里，有人提到马东和许知远的对谈，知乎上有篇文章大意是：为什么许知远的知识分子身份如此尴尬。因为他标榜为一个作家，但真的却拿不出值得称道的代表作。
我看得面红耳赤。我这个人，若是有什么优势，应该就在于学习快，成长快。今年和去年的思想相比，已是土埂和山峰的差别了。我们多少人，贪慕作家的身份，但却不愿吃一个作家所处道路与环境的苦。
自费出一本印数几千的书，就敢自称作家。我遇到这种人，远远地避开。一旦不避开，就免不了奉承了。
同龄人之间，当面称赞的话，互相作序转评的话，一万句里难有一句真。但若在背后有人颂扬，零星片语，都值得躬起身来竖着耳朵听听。
[二]
一个女性，二十几岁，不是黄金时代，何时还能称作黄金时代？
张爱玲和杜拉斯一烘托早年成名的重要性，弄得我十六岁就很急，那时便以为自己老了。蒋方舟七岁就出书了，我耿耿于怀多年，真希望她是因为有母亲的背景。后来见蒋同学的青春过得好似没有我多彩，心里欣喜不少，都是人性的弱点啊。
今年我二十四岁，对在网络上和陌生人展开对话，毫无兴趣。对和平庸之辈交流平庸作品，毫无兴趣。
我不做捧哏，不做配角，不做沙龙上紧张的发言者。
年少时有两个好习惯，一是写日记，二是写读书笔记。日记本经常被偷看，读书笔记本经常整本弄丢了。而工作住址时常迁徙，我心里总幻想着有一种完美的写作状态。前几天想看《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找不到林少华老师的译本，遂辗转去了他的微博。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翻译者。林老在北方的乡下住着，种了一片小花园，沉心写作之余，弄弄花草。绕有趣味的一句话是：在我心里，巴黎的卢浮宫，比不上我家的小花园。
那便是我理想的写作状态了，不是蜗居在一线城市几十平的房子里，而是有一幢带天井带后院带阳台带菜园带果林的房子。买钻石什么的，当然不如买值得珍藏的书。嫁妆也应该是装满一个书房的好书才是。把我过往的笔记，待读的书，分门别类，在那里便能待一生。
当然，我也没有等未来。我想要过的生活我现在就在过着。即便有别处可向往，在此处我依然优渥以待所有。
[三]
周六的早上，我一如往常地早醒。洗好脸，练完瑜伽，准备看一本好书，做一些笔记。
翻开那本我上周挑的书，意料不到的，我真的怒不可遏。因朱天文朱天心的缘故，大致听过唐诺的名。在书架上，看到《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这样的书名，以及厚实四百页内容，我以为这是一本诚意之作。何况，朱天文在腰封上，夸其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
可惜我上当了，大抵是我第一次上当。原本我自认为是一个，在图书馆里待五分钟，能立马挑出五本值得看一个月的好书的人。
这本书，我打算看整整两天。可它却渣到我周六早上一翻开，就不忍卒读。我随意从这本唐诺的“谦逊之作”里选一个句子，高阶读者应该能体会到其中意味。
他写道：“当时他怀着对过去岁月的无法弥补思念之情和对他所剩不多的难忘生命岁月的预感”。
如果我是初中语文老师，写这种水平句子的学生，只打得了三十分以下。真不客气。你猛然一看，还以为是外国文学被中国拙劣的翻译家，所翻译的别扭之言。
于是我说，好意思谈什么作家家族，互吹家族罢。
隔了一天，我细想来，朱天文真不容易。唐诺这种平庸的勤奋者，还不谦逊，岂非一无是处？再细想，朱天文真不容易。唐诺是聆听者，是发想者，但不好意思，他真的配不上创作者。
这种二流书，梁文道推荐，若是真心的，梁文道也要大打折扣了。只是，我相信梁先生比我更无法忍受尴尬的阅读。
他在《我读》里写：木心的功力很夸张。不像五四，更不像我说过的时下那种语言污染的散文作品，不会动不动写出来一句什么“人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种莫名其妙让人看了变起鸡皮疙瘩的句子。
上周我读了美国一位舞蹈编导写的创意书，两天读完收获很大，自觉进账两千块。书的作者崔拉·夏普说，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拿大师的二流作品来当配乐。
是，人生只有一次，无论是唐诺等二流作者费力出的二流作品，还是当代展览上尬死人的现代艺术，更包括电影院夺噱头的爆米花商业片，请勇敢说拒绝。
我们不是你的旁观者，请别拿二流作品，来敷衍我们的宝贵时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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