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
－－谨以此文献给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
我五六岁那年，看着在土里地里辛辛苦一年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日子，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母亲知道自己这一生永远被拴在了九沟十八岔了，但渴望走出这大山走出这贫困的她为我另指了一条出路，这条路就是读书，在母亲看来，只有这条路能走出一条不愁吃穿端上国家饭碗的路。
我上的第一个学校叫山庄小学，是一所三年制学堂，教室是窑洞，只有一孔，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给一年级上课时，二、三年级自习；二年级上课时，一年级在院子的地上写字，三年级站在院墙下背课文；给三年级上课时，一、二年级就上体育或自习。总之很乱，自己经常弄不清什么时候该在教室上什么课，什么时候该在院子里做作业还是干什么，因此，经常搞乱。那时，我很佩服老师，哪个年级上什么课由谁来上或由谁代上，他们从没搞乱过。看来念书多了就是好。
我上小学一二三年级时正是农业学大寨搞得热火朝天时，不知是人们的积极性真高还是生产队要求严，人们出工的时间特别早，鸡叫头遍便起床出了门。
父母怕我偷懒不去上学，每次出工时总要把我带上，顺便送到学校，送到那个空洞如一张巨大的嘴一样的窑洞里，然后匆匆地走了。
你想，七八岁的我一个人呆在只有一个煤油灯照亮的空旷的教室，心里是个什么感觉。
煤油灯忽明忽暗，将自己的影子放大在窑洞的窑壁，如一个巨大的魔鬼晃来晃去，晃得人心里直发慌。我们那里塬高风多，不时会有风顺墙角溜过来，将紧闭的教室门窗咣当咣当摇晃几下，感觉像是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门前垂涎着我。每当这时，我全身的汗毛就会处于立正姿势，哆嗦着爬到桌子下面，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咣当个不停的门，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尽管心里知道那是风在作怪，可就是害怕，有几次吓的差点尿裤子。以致到现在，我一个人晚上从来不敢到窑洞中取东西或睡觉，这后遗症的影响可够深远了。
这是我惧怕学校和不喜欢学校的又一个原因。
凡是摸过我耳朵的人都一口断言，说我是个很倔很犟的人。但，凡是熟悉我的人则无一例外地认为，我是个最好说话、性格柔顺如羔羊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其实，我的耳朵原先也不一定就像现在这样宁折不弯的样子，思来想去，最后认定是在我幼小的时候被母亲强权镇压下千锤百炼而形成的。
在我们家，不只我的耳朵坚硬，我的弟弟妹妹的耳朵跟我的也一样，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在同一片天空下长大的。
耳朵硬是我们家的特色。
在我们兄妹的印象中，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从天不亮下床到晚上上床睡觉，只要眼睛睁着，她就没闲过，不是忙着给我们做饭缝补衣服就是喂猪喂鸡，要不就扛个锄头扁担下地没命地干那些没完没了的农活。
母亲不但手不闲脚不闲心不闲，最闲不住的要数她的嘴。每天清晨你还没睁开眼，她的话就会从不同方向或远或近或高或低或喊或骂传来，不绝于耳。喊我们起床上学吃饭喂猪喂鸡扫院子写字看书给牲口割草到沟里驮水吹灯睡觉，只要她看见你闲着她的嘴就不会闲。
不听，她会拿出她的看家家法，扯着耳朵打屁股。
在我的记忆中，十岁以前，耳朵一天被扯三四次屁股被打五六回是家常便饭。
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由于时代社会家庭等等原因，没有上过一天学，她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认识的只有钱、布票和粮票。但母亲在扯过我们的耳朵打过我们的屁股后，嘴里常会蹦出一串又一串让我们惊讶又无力反驳的词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太阳都快晒着屁股了，还不起来背书去……”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等着打牛后半截吧……”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家娃娃都知道出人头地，你们怎么就跟犁沟里的牛一样不打不走呢……”
“人活脸，树活皮，你们怎么就不想着争点气，给我和你爸脸上争点光呢……”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对母亲话中蕴含的东西并不理解，尤其是我，最让母亲头疼了。
那时，山里孩子所有的劣性从我的身上都能找到。上别人家的树摘半生不熟的果子，把别人家孩子的头发拔下粘在下巴上当胡子，把羊当马骑，把狗赶的满山跑……
那时，我心里只装着一个字——玩。因为那些不合规矩的玩法，让别人没少找父母的麻烦。每次，别人找过父母的麻烦后，母亲都会找我的麻烦。母亲不懂思想政治工作，生性刚烈的她也不会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扯着耳朵打屁股。
母亲对我的管教让我痛恨到了极点，我每天放学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母亲在不在家，如果在，我就跟个贼头贼脑的老鼠一样。如果不在，我就成了没有老虎的山中猴子，由着性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到母亲的声音踏进耳朵绝不住手。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玩，我常希望母亲在地里多干一会儿活，晚回来一点；希望舅家有什么事，母亲走娘家去；甚至希望母亲得病去住院。可见我当时是多么的不可救药。可以说，我在小学四年级以前没有好好上过一天的学。
我上的小学离我们家有七里左右的路程，由于玩性大，每天一出家门便一路走一路玩，等到学校，上午课差不多都快上完了。
母亲从同学的嘴里知道我的这一毛病后，每天天不亮就将我从被窝里拉起，扯着耳朵边走边骂，一直扯七里多路骂七里多路将我送进学校送进教室送到老师的手中，才匆匆忙忙回家干她一天应干的活。
就这样，母亲扯着我的耳朵一扯扯了近半年时间，一直扯到上学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母亲才放手。
母亲收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还不放心，起初是陪着我走到学校，后来是有一次没一次地先我到学校门口抽查我的表现。
离家多年后回家省亲或是母亲到我处小住，每每回忆起儿时的事，母亲总问我还记不记得她扯我耳朵打我屁股的事。我对母亲说，如果不是您当年扯我耳朵打我屁股逼迫我，我怎么可能跳出“农门”，人模狗样地在这大都市混呢？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感谢母亲扯我的耳朵，打我的屁股。如果母亲当年扯得再厉害一点，打得再狠一点，也许我今天的出息会更大点。
我的中学生活是非常的艰苦。我的中学校园在我所在的人民公社斜对门，叫武沟中学，只有初一到初二两个年级四个班。学校离我家十多里地需走两个多小时，所以，除学校附近几个沟岔的同学外，大部分同学住校。宿舍跟教室在一起，前半截是上课的教室，教室后面依墙支有一个通铺，那就是我们的宿舍。女生不多，全校集中在一个房间住。
每周星期六下午上两节课后放学，星期天晚自习前背一个星期的口粮到校。
一次周末回家，见父母的脸色很绿，问他们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母亲说：“这几天家里断顿了，全家人每天靠吃苜蓿菜和洋芋混日子，我们正为你明天上学背什么馍馍而发愁呢，都快把人愁死了。”
“那书就不念了，回家跟你们一块劳动，多挣点工分，这样就可多分点粮食，就不会为没饭吃而发愁了。”谁知，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便发火了，而且火气很大。
“看你那出息样子，这土里刨食吃的苦你还没受够，我和你爸这要要吃的嘴脸你还没看够，还想着跟我们一样在这地里煎熬这要死不活的日子。真是把书念到狗肚子了，越来越不知个好歹了。”
母亲说着拿了个碗气呼呼地出了门。
父亲看了我一眼，对不起我似地提着个篮子也出了院门。
不一会儿，母亲从没有娃娃背馍上学的邻家借了一碗红薯面，父亲提了一篮子已老的都快掐不动、煮不烂、嚼不碎的苜蓿叶子回来，将苜蓿叶子在开水锅里一烫，与红薯干面和在一起，放点盐，用手拍成饼子形状在锅里烙得脆黄。这就是我上学吃的馍馍，而且还不能按需供应，只是定量供应，一天两个。
这种饼刚出锅时非常好吃，甜丝丝的、软软的，挺可口，可如果放上两天，尤其是在夏天，超过三天，那就是世上最难吃的食物了。
过了星期一二到星期三吃饭时，拿出这红薯面苜蓿饼，一股股霉味即扑鼻而来，直冲肺腑，让人直想呕吐。掰开那饼子，那因霉变而生的黏线如竖琴的琴弦一样，明明亮亮，你掰多大口子，就能扯多长的黏线，不要说吃了，看着都让人反胃。
饿这个字那时我可是有切肤的感受，每到上午和下午第三节课时，胃因饿就开始咕咕地叫唤了，额头及脊梁处开始冒虚汗，手和腿不住地哆嗦，心也似悬在空中，被什么人拍来拍去地摇晃，摇的人一阵阵晕眩，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和混乱，老师讲的什么，根本听不进去，或根本就没心思听。
那就吃吧，再难吃也得吃，为了生命得以延续，为了学业能够进行下去，那就吃吧，不管是什么，吃点总比饿着好吧。
没有菜，只有白开水和盐、干辣椒面，其实，馍馍本身就带有菜，或者说那馍馍本身就是个菜疙瘩，还要什么菜，菜还没吃够啊？
别看只这么简单几样，可我们的吃法非常讲究。第一步是把红薯面苜蓿饼掰成指头蛋大小的块儿放进一个大瓷茶缸，到学校的开水房淘米样用开水反反复复冲涮好几次，直到呛人的霉味减轻些，再放上盐和干辣椒面，而且盐和辣椒面放得都很重，只有这样才能镇压住那泛滥的霉味，然后三下五除二狼吞虎咽而下，不到三分钟即结束战斗。这样做，是为防止霉味在口腔停留时间过长，让人恶心地把刚刚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造成浪费。
那时，赖以生存和支撑我读书生涯的除了这红薯面苜蓿饼外，还有榆树皮晒干捣碎磨成面做的馍馍、苦苦菜和高粱面做的饼、洋芋擦擦等，最好吃但胃最不愿接受的是玉米面发糕，九沟十八岔的人叫玉米面黄黄。
这玉米面黄黄看起来如黄金条一样好看、吃起来如蛋糕一样好吃，可你一个礼拜顿顿吃，嘴没任何意见，最受不了的是胃，这家伙到了胃里以后似乎就改名换姓了，不叫玉米面黄黄，而叫酸水了。有时正上着课，这酸水如泉一样从胃中、从口腔壁、从舌下一齐往出涌，让你咽都来不及，只好任其涌流到教室的地下，所以，我们那教室不用洒水经常如湿地一样潮，经常弥漫着一股股酸臭味，如腌制酸菜的作坊。
就这样难以下咽的食物常常不到星期六就被席卷一空，每到礼拜六大多数同学都是空着肚子回家的。我们常自己安慰自己说，这是留着肚子回家吃好的去。
好是好不到哪里去，但起码新鲜，没有霉味，仅这一点就让我们十分地知足了。
就是这样的食物，还经常有被别的同学偷吃的。谁的馍馍被谁偷吃了，不用查，每个同学都心知肚明，都知道不是那几个大个子，就是那几个饭量大的，要不就是馍馍质量更差的。
偷也不会偷太多，一般是半个，顶多一个，偷有偷的规矩，会手下留情，不至于让你断顿挨太久的饿。被偷者顶多也就大声嚷嚷几嗓子，并不会去搜查，看到底是谁动了他的“饼子”。即使真的搜，能搜得出来吗？人家已经吃进了肚子，你总不能把每个人的胃翻个底朝天吧。
其实，被偷者心里也清楚，如果有吃的或吃的足以果腹，这么难吃的馍馍就是送给人家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一眼、咬上一口，有什么办法呢，年景就是这样，都是饿闹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人吃人的时候都有，不要说半个霉了的饼子了。
接下来几天，被偷者打扫卫生时，总会有同学帮搬椅子挪桌子擦窗子什么的，在提水时总会有同学帮抬一把。每当这时，两人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什么也不说，心照不宣。有时候，在星期一吃饭时你会发现自己的馍馍袋子里会莫名其妙地多了那么一两个与自己的馍馍长相不一样的馍馍。
为了填充饥饿的欲望，那时我还干了许多没名堂的事。夏天路过麦田时，总忍不住伸手捋一把麦粒刚瓷实的麦穗，在两手间前后使劲搓几下，搓掉麦子身上的绿色衣服，用嘴将那些衣服碎片吹干净后，将并不丰满的麦粒扔进嘴里大嚼起来。
这样一路走一路捋一路搓着吃着，等到家时已差不多填平了肚子那个很大的饥饿之坑。
有时因为粗心或正好碰上一个过路人，匆忙中，会把衣服还没有脱的麦子扔进口中，这样，十有八九会遭遇麦芒复仇似的袭击，它会如鱼刺样横在你的喉咙，让你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咽不下去，十分难受。
碰上这样的事，往往只能等后面上来的跟自己干着同样“勾当”的同学帮忙清理了。
一旦麦芒被拔出，立马会好了伤疤忘了疼，恶习不改，一路往回走一路吃，有如蝗虫一般，一直吃到麦子全部被收割完拉进麦场打碾了装进粮仓，这个行动才会终止，若还不死心，只能苦等来年了。
到了冬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没有什么可吃了，我们就用随身携带的弹弓打麻雀，用常年不剪、近似刀子的指甲划开麻雀的肚皮，挖掉五脏六腑，用雪水和点泥把麻雀糊起来，再找些干树枝点燃，把被泥包裹的麻雀放到火里，等泥巴烧得裂开了口子，麻雀肉就熟了。这时，用一个树枝把泥糊的麻雀从火中拨出来，在雪地里凉一会儿，用巴掌一拍，泥巴连着麻雀的毛哗啦一声四分五裂，只留一块还冒着热气的鲜嫩的麻雀肉在那里。
如果此时馍馍袋子里的盐瓶子还能搜刮出点盐和干辣椒面子，撒上那么一点，那个香就别提了。
一个冬季加一个春季，在馍馍无味时，在肚子空荡荡时，在胃咕噜噜叫唤时，我们都会干这样的营生。
中学时代，吃几乎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那时，想得最多的不是学习，而是吃，是如何把肚子填饱。
我曾无数次问过爷爷问过父母亲，我们生产队我们大队我们公社那么多地那么多人起早摸黑出那么多力流那么多汗种了那么多粮食，怎么每年只见草垛不见粮食呢？父亲说，国家穷国家用钱的地方多，打下的粮食十有八九都作为公粮上缴给国家换钱用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极少的勉强能糊口的那点，且都是那种干瘪的给国家拿不出手的。因一年又一年的挨饿，我那时对脚下的土地对国家这个大家充满了＂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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