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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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开始的“红色海洋”狂潮铺天盖地而来，发动者誓死要搞出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帽徽、红领章、红袖标，一切的一切，红的才是革命的，甚至有的地方用红油漆把一面面墙、一根根柱子都涂成了红色。
于是，红布、红油漆就变得极其的珍贵，农场没那么大的人力财力，红卫兵小将们也没见过大世面，自然就没那么大的魄力，农场的“红色海洋”运动显得有点落伍寒酸。
但农场人发挥了一贯的务实风格，有多大的劲就革多大的命吧，有人挖门子盗洞地搞来了几大桶红油漆，有人倡议把所有的墙用红油漆写上领袖的语录，这办法不错，省钱省红油漆也省人力，因为没几个人会用红油漆在墙上写美术字，毕竟不是胡乱涂鸦，那可是领袖的救世箴言啊。结果，任务落实给了两个人，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刘语文，一个是我。我喜欢画画写字，又是红卫兵，既写语录又可以顺便监督一下反革命。不会写红字的其它人就开发别的革命项目去了。
刘语文读大学二年级那年曾考上了空军，复检时却被一个老军医看出了眼睛的潜在问题，于是，开飞机上天的梦想落空。大学毕业后，刘语文果然被老军医不幸言中，悻悻然戴上了近视眼镜，但身体其它部件依然是一流的，在农场也算得上标准的帅哥，结果蹲了几个月的“牛棚”，就得了风湿症，走路时歪扭着腰，一瘸一拐的。
我喜欢写美术字原本就是受刘语文的影响，现在既是他的助手，又成了监督他的人，蛮尴尬的。
刘语文歪扭着腰，一瘸一拐地爬上梯子，一边写，一边指导着我，我则虚心学习，边写边练，上手很快，每当有人站在一边欣赏我们写字时，我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在东北，人们把某种外露的自豪感称为“得瑟”，我那时就有几分“得瑟”的味道。
可几天下来，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妙，用红油漆写美术字，速度很慢，字与字，字与段，段与段之间的连贯性大受影响，很容易把字写错，领袖的箴言，写错就是政治问题，如果错在关键之处，就成了“反标”。文革开始不久，农场有个小学五年级的男同学在课桌上一不留神就写了个“反标”，不但被斗，还被关押了一阵子。
刘语文提出，我俩分别写不同的语录，写完，先自查，然后再互相检查，避免出现错字、漏字、多字、串行，他还郑重声明，如果他写的语录出现差错，那绝不是故意的，我则郑重承诺，万一他写错了，我俩共同负责，我绝不举报。
刘语文可是被文字狱弄怕了，可怕什么就来什么。
一天，我们写的领袖语录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说实话，这段语录有点绕口令的感觉，站在简陋的木梯子上用红油漆写字，实在不轻松，写着写着就累得头昏眼花，这段语录写完，我反复看了几遍，越看越觉得蛮顺口的，结果一个路过看热闹的人发现，我们把结尾的“反对”写成了“拥护”，领袖语录就成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不是和伟大领袖公然唱反调么，怎么看都是“反标”，怎么扣帽子都能严丝合缝，刘语文惊出一身冷汗，反复解释是看花眼了，幸亏那人只是个普通农工，既不是造反头目也不是积极分子，嘻哈一下就走了。我们费了牛劲，做贼似的用汽油把错字洗掉，才松了口气。
没想到几天后，又出个岔子。
那天写的是一段表忠心的群众语录，某负责人指定要写的，铅印的语录本上没有，是用钢笔写在纸上的，有点潦草:“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毛主席支持的我坚决支持，毛主席反对的我坚决反对。”
刘语文反复念叨了好几遍，对我说:“写这段话千万当心，不是生就是死的，写错了可是杀头之罪。”
结果我和刘语文的警惕性都用在了生死两字上，没想到又在结尾处出错，把“反对”错成了“拥护”，就成了“毛主席反对的我坚决拥护”。
幸好没人看见，我俩又像做贼似的洗墙，洗掉“拥护”，重新“反对”，完事后，刘语文说：“这活儿真不该我干，你错了没事，我可是戴罪之身。”
我虽非戴罪之身，可万一写出反标不就戴罪了么？五年级小学生写了反标都变成小反革命挨批挨斗，何况我已是初中毕业生，再说，语录是用油漆写在墙上的，错成反标可是罪证确凿，必然被无产阶级的铁拳砸得粉身碎骨，永世不得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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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个奇怪现象，凡是不小心写错字，往往都错在关键处，我和刘语文反复研究这是为什么，他得出结论，是自己思想改造不彻底，我却不以为然，我觉得自己没什么思想需要改造。
多年后，我才明白，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墨菲定律吧？如果有可能出错，就一定会出错，如果等车，你等的那趟车一定最晚到，结伴出游时，越不想被人看到，就一定会被人看到，你看电影觉得无趣出去买爆米花的时候，银幕上就一定会出现精彩镜头，说了半天，墨菲定律就是倒霉定律。可那时候别说不知道什么墨菲，就是知道也不能说，否则又多了条崇洋媚外的罪名，要倒霉，就是倒大霉。
记不清和刘语文一起写了多少天语录，写了多少面墙，每次写完收工，他确认这天没出错，没写出“反标”，才疲惫不堪地离去，我则跟在他后面，保持一段距离，一起回到关押他的小号。如今，我早已记不得那个小号究竟是哪座房子，他究竟被关在哪个房间，却清晰记得他提着红油漆，一瘸一拐走在前面的背影，那年他才二十五六岁，正当一个人意气风发的年华，却因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李商隐，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变成了阶下囚，每天虔诚地写着领袖的语录，却被领袖发动的运动剥夺了青春年华。我跟在他身后，与其说是在监督他，不如说在为他可怜，担忧，我无法给他任何安慰，任何一丝温暖，甚至不能传递一点我的心声，能平静地，不吆三喝四如北京来的周闯将一样呵斥，也许就是对他的安慰了。
一次，我看刘语文实在走路很艰难，就对他说:“油漆桶我来拿吧”，他却摇了摇头，坚决拒绝了。我心里明白，他指导我写字时，老师的角色无意间悄悄上身，写完字离开时，他就立马把自己转换成被监督的对象，再累，红油漆也该他来提着。被拒绝后，我心里凉凉的，因我无法向他坦言自己的小心思，正因如此，我一直对他心存歉意，虽然他被批被斗与我毫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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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我从外地回农场探亲，经过一面偏僻处的老墙，茁壮的杂草恣意漫过墙面，风吹草动，居然露出斑驳的红色语录痕迹：“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那是刘语文和我共同的痕迹，人虽远离，字痕还在，那痕迹，印证着一段荒唐。虽然字迹已然模糊，我从字里行间仿佛还能看见刘语文的背影，一瘸一拐，步履蹒跚，渐行渐远。
已经走向五湖四海的我，看到自己当年留下的遗迹，突然又生出种怪怪的感觉，不知是温暖还是寒冷。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我已在深圳工作，传闻刘语文在黑龙江五常县任教，恰好那年冬天我去五常看望妹妹，妹夫举行家宴，县长和宣传部长在座。窗外大雪飘飘，室内温暖如夏，我突然想起刘语文，就和县长提起旧事，想让县长对他有点关照。或许因为是寒假期间，或许他根本就不在五常，几经周折还是没找到他，我深觉遗憾，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需要关照，但几杯酒下肚，我情怀汹涌，语无伦次地不断叮嘱县长，一定要找到并关照一下刘语文，那个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秀才，在我脑海留下的最后印记，始终是那个孤独的背影。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五常，妹妹一家也很快迁居深圳，后来的一切都不得而知，或许刘语文跟本就不在五常，或许县长就没把一个普通老师的事当回事，或许我的叮嘱分量还不够，总之，再无消息。
我那丝淡淡的歉意却依然，真诚而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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