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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突变
1966年春，农场发生突变，犯人突然撤走了，当兵的押着犯人，也走了，事先我们竟毫不知晓。
那时农场已经有了好几辆解放牌汽车，加上临时调来的汽车，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每辆拉着犯人的汽车后面，都跟着一辆军车，当兵的在大卡车驾驶室上面架着机枪，枪口对着前面车上的犯人，那场面，威武、肃杀。
我带着弟弟妹妹,夹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车队缓缓通过，汽车轮子卷起砂石路上的尘土，有点像电影里行军的场面，犯人和当兵的都在我们惊讶的注视中渐行渐远。
望着车队，我不知他们去往何方，但我意识到，农场发生突变了，“劳改”性质要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说不定也会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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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5岁到农场，至今整整10年，这10年，很多时候是和“当兵的”，和犯人混在一起，不但和“当兵的”感情深厚，甚至对犯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怀，觉得没有了犯人，就会没有大米白面吃，没有了犯人，农场就丧失了特殊性，就和周围的农村就没了区别，我们就成了没工资，没供应粮，脸朝黄土背朝天挣工分的农民，就成了李二爷，成了狗剩子。
这10年，农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周围不再那么荒凉，我们渐渐淡忘了“又有兔子又有狼”的歌谣，农场人口增加了不少，再也不缺少大姑娘了，除了犯人，还有不少农工，他们也种地生产粮食。
更值得说的是，农场陆续增加了各种人才，除了大学毕业生，还有一批“摘帽的”右派分子，他们和学校的老师构成了农场的知识分子队伍，尤其是右派们，都是在省城大机关当过干部的，见过世面，也颇有口才，因为爱说话才当了右派丢了官位，如今已经摘帽，能说会道的潜质还在，只不过不再谈政治，右派成了农场人才队伍里一道特殊的风景。
这10年，农场有了汽车、拖拉机，基本淘汰了四匹马的土豪车，还有了修配厂，有了砖厂，因此也有了自产的“工人阶级”，农场还有了自产自销的牛奶、烧酒、豆油，农场的土路也变成了砂石路，路边的杨树也翠绿成行，树上也有小鸟啁啾，树下也有小桥流水，也有电灯把夜幕下的沙石路照亮。
农场每年都有一场群众性的盛事，那就是在“六一”儿童节举办的体育运动会。至今我都觉得，参加农场的运动会，比现在看奥运要有意思，因为那不是烧钱，不用举场之力，而是群众自愿参与的，是检验自身体质和意志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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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的自然都是体育健将，中学生也不狗熊，还有个姓郑的小个子，是修配厂的工人，几乎每年都是三千米或五千米的第一名，有好几次，他的奖品都是一双“回力鞋”，这让我们羡慕得浑身发痒，可没办法，他的腿就是倒腾得比我们快。妹妹刚几岁，也跑得飞快，母亲站在跑道边，一边鼓掌，一边对妹妹喊：“快点快点快点……”，几十年后，母亲也常说，农场的运动会比奥运好玩，看奥运就是瞎看热闹，参加农场运动会好像自己过大年。
运动会带动了农场的群众性健身运动，虽然大家经常参加劳动，但觉得体育锻炼更有趣，大家都想在六一儿童节露露脸儿。
还有件事让人难忘，那时的农场还极其重视公共和家庭卫生，每年都组成检查团，挨家挨户检查卫生，检查团成员都戴着一副白手套，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谁家让白手套变黑了，谁家就要整改，有的还要在大会上做检讨，做自我批评，正因如此，农场诞生了不少“洁癖”，有些人后来进了大城市，虽然没大市民见多识广八面玲珑，搞起家庭卫生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农场那10年，让我很亲切，很温暖，很热爱，很舍不得。
在我人生的长途中，虽无惊涛骇浪大喜大悲，却也伴随着时代变迁和个人运道的起伏，小波折不断，所以我很难对某段较长的时光下一个准确定义，唯一能有明确定义的就是文革前我在农场的十年和深圳的八十年代，那是蛮值得留恋的一段不短的时光。
这几年，我很喜欢仓央嘉措的情诗，他把最美的诗写给美丽的姑娘仁增旺姆，他青梅竹马的恋人。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月，
我轻转过所有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我磕长头拥抱尘埃，
不为朝佛，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作为六世达赖喇嘛，他的爱情凄美绝伦，不但传奇，还能传于后世，作为一个俗人，我只能把最深沉的感情注入一段有限的时光，一方小小的水土。
温暖、快乐、自由，是人激情、力量、信心的基础。我没亲身生活在唐朝、清朝、民国，也没长期居住在欧洲、美洲、大洋洲，我只能从我生活的时代和居住的小环境去寻找曾经的温暖和快乐，从这点出发，实话实说，我更喜欢文革前的农场十年和八十年代的深圳。
农场那十年，虽然贫穷，甚至挨过饿，但人们都有种傻傻的淳朴，人与人之间是温暖的，尽管也有各种政治运动，也有人大倒其霉，可毕竟我年纪小，没参与其中，更无切肤之痛。而深圳的八十年代，我则从万马齐喑的日子里看到了百废俱兴的希望。来深圳创业的人们，初心大都是纯真的，人和人之间都被一种美好的盼望连接着，最初的日子尽管艰苦，但内心是无比温暖的，这种温暖是人们共同的希望带来的。
所以，农场那十年，经常会让我想起，不为朝圣，只为贴着那段温暖。近年来，凡对农场有所回忆时，我几乎都会奇怪地联想到仓央嘉措的“那一年”，不为觐见，不为朝佛，只为寻找远去的那份温暖。
还是回到从前。
犯人突然就走了，当兵的也随着看管对象走了，后来“二劳改”也被迁走，虽然没有机关枪侍候，但一律都走了，那么右派呢？虽然他们摘了帽，可毕竟还是“摘帽右派”，他们会不会像“二劳改”一样被迫迁走呢？尤其是管理犯人的管教干部们，如今也没了用武之地，今后何去何从？我父亲会何去何从？
默默地，我在心里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在那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年代，一个单位就是人的一辈子，万一有个强制性的变化，就关乎一生的命运。
课堂上学了一些现代诗、古诗、文言文，开始和几个同学联合拽文，我们的口头禅是：“鸭子还有三拽，何况人乎？”我的日记系列《足迹》此刻开始。
那晚，我绞尽脑汁拽了几句，因为是开篇,至今记忆犹新：“人有人命，场有场命，场命如此，人又奈何？”
半忧伤半闲扯的几句，足以证明我对军人和犯人的不舍，实际上是对农场那点特殊性的不舍。
温暖时光似乎要结束了，我很快进入了一个蒙圈的岁月，随着文革的开始，我对农场的失望开始滋长，然后是快速疯长，最后到了舍命也要出走，也要离开农场的境地。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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