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城，现已辟为戚城公园。景区包括会盟台、城墙、阙门、历史陈列室、孔子居卫十年的孔子侯馆、颛顼帝进行宗教改革的圣地--玄官、反映春秋战国时卫国文化氛围的“桑间濮上"苑、表现濮阳古战场的“历史名战微缩景观”、龙宫、龙湖、车圣相土和他发明的马车、伏羲母华胥的卧雕及伏羲亭、夏后启在昆吾铸的九鼎及铸鼎轩等，这里是来濮阳游览游客必看的一处景致。
戚城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上的部分是占地1440平方米周长为1520米的古城残垣，地下依次叠压着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商、西周、春秋、汉等6000多年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春秋时期是戚城的黄金时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描绘了这一时期戚城经济文化的辉煌。《春秋经传》四十次提到戚，记载最多的是各国诸候在戚城的频频会盟。据《左传》记载，从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的九十五年间，各国诸候在卫地会盟多达十四次，而在戚会盟竟有七次。戚城遗址东墙外80米处有一高4.6米、长20米、宽16米的夯土台（1958年此台尚有一亩多大），就是当年会盟台的基址。
《春秋》与《左传》记载了这七次会盟。第一次会盟发生在公元前626年，当时诸侯国朝拜晋国时卫国没去，晋侯便率领服从国攻打卫国，晋侯占领戚，抓获孙昭子。后经鲁国调合，卫国向晋侯认错完事。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576年，卫成公去世，晋、齐、鲁等国前来吊唁，晋侯牵头要大家在戚订立盟约，曹成公有异议，被晋侯带走。第三次会盟发生在公元前572年，晋国与服从国攻打郑国，晋侯要卫侯同做后援。第四、五次会盟都发生在公元前571年，由于以晋国为首的各诸侯国对郑国的强攻气势，郑成公忧恐而死，晋国与服从国大夫在戚商讨结盟伐郑。当年冬季，晋又与又与上述国家的首脑在戚举行伐郑仪式，并乘时打下郑国的虎牢关。第六次会盟发生在公元前559年，卫献公邀约权臣孙文子、宁惠子共进午餐，可卫献公在就餐时忘却此事，令孙文子、宁惠子等至日落西山。孙文子、宁惠子非常生气，便纠集各自部众将卫献公赶出卫国。晋国大夫约会宋、郑、鲁等国大夫会孙文子、宁惠子于戚，质询变故。最后一次会盟发生在公元前531年，由于蔡国受到郑国威胁，单成公游说周天子，并将鲁、晋、齐、郑、宋、卫等国当政大夫召到戚地，宣示周天子命令，要大家帮助蔡国，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戚的七次会盟并非戚的光彩，而是东周后期大国主导小国，强国蹂躏弱国的弱肉强食行为，是毫无正义、公平的行为。
至于戚的由来，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理事、曾任《濮阳日报》社社长的张满飙先生认为，戚和干（干城，在戚邑东北两千米处）的名称均来自于古时的兵器。他说：殷墟甲骨文七次记载了戚和干，可见戚干起源应远在商朝及其以前。在那时，戚南面是高城遗址，曾为颛顼遗都，并曾为夏、商的都城。干为盾为防，戚为斧为攻。由此推想戚和干可能都是那时拱卫都城的两个兵器库或兵营。1958年，在干附近发掘出周朝时的兵器作坊遗址，证明了张满飙先生推断的合理性。张满飙先生还说，东周时戚和干已被改造成驿站，这也许是诸侯们在此多次会盟选择地的原因之一。在不接待诸侯时，戚便成了卫国权贵的别墅，卫国主政大夫孙林父、孔悝等都曾在此盘踞。
戚的东北有子路墓祠，祠内有子路墓及墓碑，墓前有石象生、石坊、石阙和望柱；享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东西两庑享堂内有明、清两代碑刻赞颂仲夫子的诗词歌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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