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天涯会吉祥物
川大国关刘佳作品
读《那些有意思的老头儿》
南京城
看政治相关书籍总有晕头晕脑的时候，我于是顺手在图书馆的传记类上取下一本《那些有意思的老头儿》
本想换个心情随意看看，岂知手不释卷，感慨万千。
这是一本怀念老头儿的散文集，这些老头儿都是些什么人呢？辜鸿铭、蔡元培、丰子恺、朱自清、李叔同、老舍……一个个文化大家的盛名如雷贯耳。写文章的人同样赫赫有名：季羡林、周汝昌、汪曾祺、黄永玉……
读完全书，犹如更加接近那个国族危如累卵的时代，更加接近所谓大师风采。
那几十载以来，有高德厚望的名家层出不穷，他们在风雨飘摇之际为国人点亮着一豆灯火，他们中许多人即使自身诸多苦楚，也从未忘记给他人施以仁义和良善，是真正的长者。
书中人各有风范，我印象最深者有三：
一是季羡林先生怀念恩师。青年季羡林赴德国求学，遭逢二战，被困他乡。年逾八旬的印度学老教授西克为传授衣钵，不顾高龄为他这一个异国学子讲学。
冬夜严寒，心底却火热，他的回忆着实让人动容：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当时我真觉得，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
二是蔡元培毅然放弃宦途投身教育事业。众人皆知官运是中国知识分子逃脱不开的桎梏，何况26岁位列翰林的蔡元培，但他的远见卓识就在此时凸显出来，在变法运动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时，他在1898年突然南下，从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到北大校长。
他以教育事业为支点，与各方贤才一道，撬动了整个国家的思想剧变，“从此天涯轻舟，愈驶愈远”。
他的大手笔简直是一道炎炎苦夏的闪电，随即是大雨倾盆，洗刷整个社会的陈腐之物。他囊括群英、提携后生的气度也让我叹服不已。
时局动荡，贤才们心中却笃定。我真有种“生不逢时的愤懑”了，“把栏杆拍遍”只恨不得见北大校园的群英荟萃。罢！罢！罢！且多捧读先生们高著，做个跨越时空的学生。
三是郑振铎先生《哭佩弦》。朱自清先生在我心里是带着金丝眼镜、身穿长白袍的儒雅文人形象，绝不是什么“老头儿”，我固知人中有一老，佩弦先生也不例外，况且他晚年经受病痛、饥饿以及繁重工作所累，可能更显老态。
但我心里是不愿作此想的。
郑先生笔下的他是结实、严谨、正直的学者与师长，是“忠厚而笃实的君子”。
与我心中略显忧郁气质的写下《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书生相去甚远。
郑先生哭他，我也哭他，时代成为了他和许地山、闻一多等知识分子的噩梦。
在浩劫中，人何以成为他人的地狱是我在阅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现代作家野夫在作品《乡关何处》中写道：知识分子要承担整个国家的疼痛，甚至剧痛。诚然！可那时候的这些名家们既要承担国族的复兴启蒙之重任，又大多遭遇皮肉之苦、口舌之害、人格之侮，在寒夜里还要为他人点一盏灯，何其不易啊。
我坐在综合楼阴凉的一楼字字句句地读，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窗外灿烂千阳、春花烂漫，窗内我在绘有梅兰竹菊的屏风前无言淌泪，遍体生寒。
吾生有涯而学无境，感念诸先生高德，望追古学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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