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被星星拯救了的天空下，依然充斥着没有得到救赎的卑微。有如一粒粒种子的命运，卑微是可想而知的。它的发芽，它的开花展叶，它的凋零，都被时间和大地抹去，它的存在它的消失也无人知晓无人问津。而你，我，他不也这样吗？把“人”从“人群”“人们”中取出来，山上的邻居就是沧海一粟，谁晓得她此刻的存在，她此刻正身在何方？作为邻居，甚至我也无从得知，因为这种“消失”的时间过于长。然而细想起来从自己的意识里已经“消失”的人也有很多了。或许在“空心村”这样的概念被人熟知而淡忘后，“消失”一词会狠狠地取代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村庄。
可不！卑微的种子的存在是尚有证据可循的，而我那卑微的邻居的存在似乎过于苍白，证据确凿，但谁愿意一寻究竟呢，时间久远吗？似乎只等一切消尽就可以说她从无到无终于没有存在过，那时再无证据可循。而“那时”在转眼间已经是此时此刻了，现实摆在了我的眼前，她从自己的故乡淡去后又已经从我的故乡淡去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连她的“淡去”也已不留痕迹。
而在现实中，“她”只是从“她们”中取出来的一个汉字，这个汉字却代表了许多的“她”，她只是许多“她”中的一员或一粒罢了。
她从何处嫁到我的村庄，我不想再追问了，她自己可能也不甚清楚。当她尚未成年，还没有对自己出生的地方有所掌握时，她已经走上了婚姻之路，来到了对她而言完全陌生的我的村庄。至此，她甚至也没有留下“故乡”这样的概念。那就让她认识我的村庄我的左邻右舍，并在这里落地生根吧！然而卑微至此，何来“认识”呢？只是自然而然凭天由命罢了。
一粒种子被风裹挟，把它带往自己原本不确定的方向，但它终究是落地发芽，开花有果了，然而人的命运却不一样。她的命运有时甚至抵不过一粒种子的命运，她的卑微不需要被风挟持，她从来没有向往远方也从来没有“确定要去的地方”这样的意识。半字不识，这就是她的前定。
年龄尚小，她在我的村庄也可以较为适应地过活吧？这似是种子般的希望，然而希望也仅限于这“较为适应地过活”了。在不久的将来，她育有两子，两子如她，胆小寡言。一子结巴，一子瘦弱。山上的风可以沉默一子，可以带走另一子。这两子又加重了她的负担，而希望的渺茫还在于她年轻的丈夫——我们的好邻居不幸早逝。
接下来的现实是这样的，一个少妇带有两个幼童，二加一竟然要小于三了！三个人在一起不是更有希望更有力量，而是比一个人时更卑微更难于看到前方的路了。但在普遍辛勤劳动的日子里，她也算硬抗过去了，她的不起眼的生活一直维持在那个即将崩溃的边缘上，直等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毕竟呀，早早地没了丈夫，她又是那么“少不更事”，她在我的村庄我的左邻右舍的界定中还是会回到“外来人”这样的概念下，新的村庄新的家庭并未真正接纳她，她的命运仍然是一根草的命运，仍然抵不过一粒种子的命运。可不，紧接着她又被迫从婆家改嫁到另一个村庄的另一个山头。至此，她便杳无音信了。到今天，她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村庄，我的村庄依然持续着它不变的昼夜轮回。
没有了父母的身影，家怎会是家呢，只不过是一个个空壳而已。从此，两个孩子无依无靠，终于有一天也远走他乡，此刻他们应该在异省的某个厂房里充当不太灵活的“机器人”吧，在那里日复一日不停地转动着他们单薄的生命的齿轮。
这样一家四口——我的邻居的消失是普遍的一例，他们只是更多“他们”中的一部分。证据是有的，我的村庄人少了，但他们曾经的“家”还堆在那里——与其称为家，不如说那是一堆堆废弃的瓦砾、土块、烂木头，“家”的概念因人的消失而早已崩塌。
几年之后的今天，如果再去那里，邻居曾经的小院长满了野草，里面鸟兽飞虫异常热闹，房后的“果园”里也是空前的丰盛，无人采摘的果实正自生自烂。当我进入“果园”，另一种声音的世界立马复活了，成群的蜜蜂在偷取邻居的果实呢，都在自由自在地偷取，它们成了我的新邻居。
如果有一天另有外乡人从那里经过，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一家是不是被大自然吃掉了？毕竟，那里大自然的气息过于强大。
现实中，更多的房屋正在成为空空的废弃物，更多的邻居正在加入“他们”一列，更强的自然之力也正重塑着我的村庄。我接二连三地失去着我的好邻里，他们的消失也正是我的村庄的消失。对于这巨大的变故我无能为力，我能做的无非是拾起他们的故事或事故，与不可抗的“消失”做无畏的最后的对抗。
毕竟，如果保住了“消失”一词的生命，让它时刻呈现，也等于留住了他们最后的背影，也等于给即将消失的村庄一个在未来可以回头一望的念想。我愿意继续执笔留痕：把无限的卑微给他们，把卑微的无限也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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