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1865—1953）名朓，字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为清朝举人，曾参加过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主张维新。后留学于日、英、法等国，其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热心文化事业，学贯中西，建树颇多，影响甚大。
（中年的吴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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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在台北病逝，终年88岁。
在这个民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大好人同时也是出了名的大坏人去世后，蒋介石为他专门集中常委会讨论治丧事宜，治丧委员会的主任为于右任，副主任为陈诚。
为他举行公祭之时，国民党内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亲临到场默哀，蒋介石亲自主祭致词，并题写了“痛失师表”的匾额，葬礼可谓是隆重至极。
他的骨灰，由专机送往金门附近的海面进行海葬，国民党要员齐聚机场为他送行，蒋经国亲自护送。
海葬当日，军舰之上，枪声大鸣，哀乐大作。蒋经国与亲属一道手执粗绳，将他的灵柩沿着船舷缓缓放下，亲手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
为了纪念他，蒋经国特地写了一篇名为《永远与自然同在》的文章，言辞恳切，颇为感人。
蒋介石去世后，国民党在台北市中心区的圆形广场上给他立铜像，特地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那个陪祀人正是吴稚晖。
环顾民国政坛，这样的殊荣，可不是谁都能享有的，也只有吴稚晖一个人享有，也只有他一个人享之无愧。
在民国的传奇人物里，吴稚晖是不得不说的一位，也是最难以言说的一位。
被他痛骂过的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
与他一同被称为“疯子”的章太炎说他是“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
后来当了汉奸的汪精卫骂他“昏庸老朽”。
他主张“反共”，共产党人称他为 “小丑”。
骂声甚多，赞誉更盛。
北大校长蒋梦麟说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
文坛大佬胡适称他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
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
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志称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有人骂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怪人，有人喜欢他，有人厌恶他，有人捧他，有人贬他。不管别人如何看他，他始终站在那里，不喜不怒，不言不语，冷眼看尽世事沧桑。
时人说他是个复杂的怪人，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怪老头，使人又敬又怕，教人又爱又恨。
（吴稚晖和孙中山在伦敦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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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的怪癖很多，这“第一怪”就是不爱做官。
他有一句名言:“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虽然他做过各种代表、各种委员，但那些都是些虚职，对于官场实职，他是一概拒绝。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他忙拒绝:“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官我是做不像的。”
老友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来函邀他去当学监，他婉言谢绝。后来蔡元培做了大学院院长，又请他去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主任，他想这算不得官，且是兴趣所在，这才答应了下来。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坚辞不就: “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
“居于世而不入世，甘为士而不入仕。”这是他的原则，坚守终生。
他曾说:“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把吴稚晖化了灰，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他说他此生最佩服的是佐汉高祖刘邦的军师张良，为汉室鞠躬尽瘁，却一生不做官。偶像如此，他亦是如此，堪称“民国的张良”。
功名利禄于他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论何时，他都一如既往地低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汪精卫念的那份“总理遗嘱”的草稿，自从民国以来，史书上都说是汪精卫起草的，实际上，它出自吴稚晖之手，但吴稚晖却从未替自己争取过这份荣誉。
吴稚晖过六十大寿时，他在上海的朋友张罗着为他做寿，一切都准备好了，寿星却找不见人影，原来他躲到了杭州。
他过八十大寿时，重庆的《说文》杂志准备为他出纪念专号，他得知后急忙写信拦阻。
他不爱做官，却官运亨通，在政界如鱼得水，政途一帆风顺，因此被时人称为“党国政要”和民国政坛的“不倒翁”。
（吴稚晖与蒋介石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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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的第二怪当属爱骂人，堪称民国第一“毒舌”。
骂人是他的拿手绝活，“吴式骂人术”自成一家，旁人是学不来的。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他撰文讥讽说:
“独闻狐后鼠帝之死，淡然不知可悲之故。有如溽暑夜卧，暗中摸索，得一物焉，以其扰人清梦之可恶，以两指捻毙之。闻其余腥，使我喉中作恶不止。此物何耶？即最污秽最不足惜之毒虫也。”
将慈禧称为“狐后”，把光绪骂作“鼠帝”，将他们的死比作“捻死两只臭虫”，目无君上，出言不逊，也只有他一人敢这样。
跟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他在文章中骂张之洞、袁世凯等清廷重臣是“ 狗头名士”；骂满清皇族是“长白山中野狗”；骂朝廷上下全是“贼皇狗臣”，是耗子、是痨虫、是鳄鱼；骂康有为、陈宝琛等“保皇派”人士是“挟有另一类骗法的痞棍，昼伏夜出”；骂罗振玉“专贩国粹”、“造假古董”；骂郑孝胥勾结奸商，“专吃回扣……”
他不光嘴上骂，也会专门写文章骂。
鲁迅先生写过一首名为《言辞争执歌》的打油诗，其中有“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一句，诗中的“吴老头子”说的就是吴稚晖，“放屁”乃是他的口头禅。
此诗结尾“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一句其实源自于吴稚晖的一则典故。
吴稚晖早年写文章，与普通文士一样，也喜欢遣辞用典。直到有一天，他在上海的小书摊上，见到一本名为《何典》的小说，此书开篇即曰:
“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他读到这一段，如醒醐灌顶，大彻大悟，从此毅然走出古文家的迷梦，决然步入以“放屁”入文的骂道。此后他的文章里，“屎尿粪屁”、“精虫卵蛋”、“乌龟王八”等粗话脏字从来不绝，纵然字眼粗俗难听，但仍被众人冠以“名骂”之头衔。
而启发过他的《何典》也凭借他的名气而畅销一时。1946年，上海友联出版公司印行《何典》口袋书，封面即醒目地写着“吴稚晖先生推荐不朽杰作”几个大字。
一位留欧归来的年轻画家要开画展，因仰慕于吴稚晖，便送去自己的得意之作请他题词。他对油画毫无研究，更看不懂西方的抽象画，遂题了一首打油诗:
“远观一朵花，近看一个疤。
原来是幅画，咳哟我的妈！”
如此题诗，着实逗人，真不知道那位画家看后作何反应。难怪有人评价说:“一旦他的笔锋指向你，那你把他烧成了灰再踏上亿万只脚也不能解恨。”
吴稚晖一向得理不饶人，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有一次，在一个讨论汉字注音符号的大会上，一名叫王照的学者与他意见不合，争辩到面红耳赤，王照突然破口大骂他是“老王八蛋，只知道嘻皮笑脸”。众人大惊，以为必将引发一场骂战，谁知他嘻嘻一笑说:”哎呀，你弄错了吧，姓王的不是我，我姓吴。”
他像一团迷雾，别人看不透他，他却能读懂别人。
（吴稚晖与蒋介石）
—4—
吴稚晖骂的人，并不只是辩敌，只要看不顺眼，他就开骂。
据说他曾经抡着拐杖追打蒋介石的“佩剑”戴笠，边追边骂，戴笠跑得快，他追不上，只好气呼呼地骂道:“可惜，撵不上这个狗杂种。”
他爱国，抗战时期，他曾在寓所壁上作诗明志:
“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
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
他最恨卖国贼，当时投敌叛国的汉奸都被他骂了个遍，其中被他骂的最惨的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汉奸”的汪精卫。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吴稚晖当即发表《卖国贼是世上最凶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之》一文，这是一篇诙谐、辛辣的讨汪檄文，他在文章中骂道:
“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是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狗放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
他不仅给汪精卫改名为“汪精怪”，还给陈璧君改名为“陈屁裙”，褚民谊改名为“鼠蚊蚁”。他还发表了《建墓铸逆启事》，倡议仿效西湖岳墓，也为汪氏夫妇铸铁像，让他们如同秦桧那样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世的狗屎堆。
汪精卫少年时曾入京刺杀摄政王载沣，刺杀未遂被捕后，不屈不挠，赋诗一首:
“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英雄气概慷慨激昂，曾激励了无数青年为革命前赴后继，汪精卫也因此成为革命青年敬慕的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昔日的反清义士，后来却堕落成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吴稚晖对此十分痛惜，不禁骂道:“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这句“名骂”虽然只有八个字，却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一时广为流传，深深刺痛了汪精卫的心。据说汪精卫听说此骂后，整整有三天都起得吃不下饭。于是人们都说“吴稚晖是汪精卫的克星”。
骂了大半生，吴稚晖的传世之言，自然也是一句脏话:“政治就像女人的阴道，再脏也有人搞。”
吴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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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不仅很会骂人，也很会夸人。
骂遍一世豪杰的他也有从来都不骂的人，即孙中山和蒋介石。对于这两位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他非但不骂，而且极尽吹捧。
1901年，吴稚晖离开南洋公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又去了英国。1905年，孙中山亲自到伦敦拜访他，他立即被孙中山的领袖气魄所深深折服，他后来回忆说:
“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人的绅士。然而只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
面对蒋介石，吴稚晖的“疯”很有分寸，他对蒋介石的确是忠心耿耿，蒋介石两次被迫下野，都是他极力争取，从中斡旋，从而使其得以迅速复出。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主席之位空缺，有人提议让他担任主席，他骂道:
“真是有眼无珠，孺子不可教也。在中国唯有蒋总裁能领导中国军民抵抗倭寇，他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他雄才大略，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吗？”
他一生都在为主子唱赞歌，替主子骂政敌，因此仇恨他的人讽刺他是蒋介石的“狗头师爷”。
蒋介石六十大寿时，他特意写了一副锦联庆祝，联云:
“成吉思汗勤西回伊始，
华盛顿再主北美之中。”
他还专门发表广播讲话说:“一定要烦劳蒋主席，到了整一百岁，看他开了一个革命成功的庆祝会，方才让他告老，再享一百年清清闲闲的老福。”
善骂的人，同样善于阿谀奉承。“逢君之好，长君之恶”，这句李宗仁对吴稚晖效忠蒋介石的评语，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晚年的吴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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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的第三怪，当是出奇的节俭。
节俭与他的身世有关。
他于1865年生在江苏阳湖县，也就是今天的武进县，农家子弟，出身贫寒，少时丧母，被外祖母陈太夫人带到无锡抚养成人，所以他一口无锡话，至老未改，后来许多人把他当做无锡人，他也不加辩解，只是笑着说：“说我阳湖人可，无锡人可，总之，是中国人也。”他天资聪颖又勤奋苦学，于1887年考中了秀才，随后又中了举人。但他不愿做官，而是去了天津北洋学堂教书。维新变法时，他又回到无锡创办学堂，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思想。
吴稚晖早年受尽磨难，三餐不温饱，衣衫常褴褛，因此他一生都过着朴素的平民生活，衣食住行都随心所欲，粗茶淡饭，不嗜烟酒，极为俭朴。
他崇尚节俭，且身体力行。一身旧布袍，一件破马褂，一双旧布鞋，一把破雨伞，一年四季，从不换样。这样的打扮，在当时看来实在太过土气，但他却自带魔力，在人们眼中魅力无限。
相比当局分配给他的高级房屋，他更喜欢住在大饼店的楼上，或是平民区中的旧屋。他曾在上海广东路的一个贫民窟中住了两个多月，每晚住宿费是三个铜板，同居的是贩夫走卒和搬运工人，而他与所有的房客都相处得极为融洽，直到他搬走，那里的人们也不知道他其实是个很有来头的大人物。
他家中的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把藤椅和几把客人用的靠背椅，没有沙发，没有古玩，亦不挂名人字画，更没有当时被认为时髦和体面的收音机、电风扇等洋货。
抗战时，吴稚晖去了重庆，住房条件简陋，整间屋子不到十平米，前面是一间杂货铺。一桌一床，旧蚊帐，青布被，硬枕头，小竹桌上摆满油盐酱醋。他戏作《斗室铭》自娱：
“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在洁，有矾则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纵臂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车马之作声，西堆交通煤，东倾扫荡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中华民国之大国民。”
蒋介石去看望他，有人说“犹如亚历山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蒋介石多次邀请他搬到黄山的官邸，他再三谢绝:“住你的金窝很富，哪有我的柴窝好。”
这位清醒的老人，在晚年也清清楚楚，清算财务，没有一分不义之财。存款寥寥，皆赠予在台的亲戚，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两袖清风者，清官廉吏也。
（吴稚晖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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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写得一笔好字，因为太好，所以也被人视为“怪”。
书法界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一说，即谭延闿的楷书、胡汉民的隶书、于右任的行书和吴稚晖的篆书。此四人皆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书法自成一体，风格各有千秋。
吴稚晖自幼学习大篆，作品线条静穆，结体安然，常与张大千等名家合作，书画合璧，交相辉映。徐悲鸿、张道番等人也跟随他学过书法。他的篆书名气极大，是民国出了名的篆体书法大家，没人比得过他。
在重庆时，蒋介石请他写“蒋金紫园墓碑”。全文800余字，那时的他已是77岁高龄的老人了，体弱眼花，但他仍能凝神贯注，一丝不苟，只用两个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曾赞赏他的书法“圆浑凝重，苍劲有力而力不外露，是楷书篆化的精品”。
有人靠卖画养家，有人靠卖文糊口，吴稚晖则靠卖字谋生。抗战时期，物资紧缺，他在重庆的生活很困难，于是便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广告，开始卖字赚钱。他的篆书“风格端丽，法度谨严，大气磅礴”，求字者众，卖字竟成为他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求购他书法者仍络绎不绝，由此他被人戏称为“书画托拉斯”。倘若王羲之在世，销量也没他多吧。
（病床上的吴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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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爱办教育，他说:“教育办好了，世界就太平了。”
他曾先后设馆授徒，供职于南洋公学，充任国语师范校长，担当唐山矿路学校教席，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以及主持海外预备学校，晚年在台湾又当“儿童团长”教习稚童。
他钟情教育，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一国之盛衰，推其原者，莫不比较之于教育”。“教育之于国家盛衰，实为其总因”。在他看来，要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还得归之于道德教育。
他一生都致力于推广国语统一运动，他认为研究注音文字就是研究救国良策，所以他以一己之力，花费五年光阴，编成了《国音字典》，制定汉语拼音表与注音符号歌，出任国语师范校长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因此台湾方面尊称他为“国语之父”。
不过十分奇怪的是，他自己却终生都讲着一口无锡话，几乎没有说过国语。
他曾受孙中山所托，在北京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学生仅有二十余人，乃是清一色的“官二代”，其中就有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他对蒋经国的管教十分严厉，蒋经国跟他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师生情谊很深，且终生不变。
（蒋经国为吴稚晖主持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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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稚晖留下的几张老照片上，我们有幸一睹其容。
矮胖，圆脸，秃顶，目光逼人，上唇留短须，布鞋布衣，不修边幅。
有些邋遢，有些滑稽，但不见暴戾，笑容可掬，眉目之间满是慈祥和善，分明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者。
吴稚晖的家庭，称不上幸福，但也不算太坏。
他的夫人袁云庆，虽目不识丁，但温柔贤惠，是位贤妻良母。不过她有洁癖，不习惯丈夫的至情至性和独来独往，与他漂泊了大半辈子，60岁时定居沪上。吴稚晖去台湾时，袁夫人并未与他同行。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夫人还是十分牵挂的。1953年夏天，88岁高龄的袁云庆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到台湾，他大哭不止，悲痛欲绝。
吴稚晖40岁后就与家人分居，在国民党内高官名流皆纳妾藏娇成风的环境里，他的私生活如同一张白纸。有人介绍年轻姑娘给他，他笑着批评道:“年轻的女人嫁老头，不是图财，就是害命！”
诙谐幽默，犀利深刻，令介绍者尴尬不已。
吴稚晖与袁夫人育有一女，名唤孟芙，终身未嫁。一生无子。他本是数代单传，香火无以为继，颇觉悲哀。但他毕竟生性豁达，倒也看得开、想得开。
据说吴稚晖这位“民国怪杰”一生的轶事趣闻之多，远在“清末怪杰”辜鸿铭之上。
如今已有一个甲子过去了，吴稚晖的怪异、复杂、荒诞、毒舌、疯癫依旧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江湖已经没有他的身影了，但关于他的传说却从未走远。
注：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張一程】，感谢阅读，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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