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以为我是北方人，原因是看我非常喜欢吃面。喜欢到什么程度？若是饭吃饱了，我还能再吃一碗面，而面吃饱了，一粒饭都不想吃了。只要是面，随便怎么烧，哪怕就是把面捞到剩菜的汤里，我也唏哩呼噜的吃得贼香。
于是有人想当然的以为，我工作单位离杭州有名的百年老店“奎元馆”面馆只距百十来米路，自然应该是那里的常客。这一点，他们实在是错了。我至今去那里吃面的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不会超过五次。除了第一次是自己慕名而去的，其他都是被朋友硬拽去的。为什么？那里把什么面都烧得非常难吃。
于是，在我身上似乎就存在着悖论：如果说吃面到了不讲究的地步，那么，我应该是最喜欢吃面的人，杭州最好面馆的面一定喜欢吃。但是，我现在连杭州最好面馆的面都不喜欢吃，那么，我不能算是喜欢吃面的人。
前不久，与几位好朋友去千岛湖。千岛湖的鱼，以及鱼的烹饪是非常独特和有名的。饭点到了，我们找了一家千岛湖久享盛名的鱼味馆。大鱼头自然是必点的，其他随意点了几个野味、蔬菜。
朋友中有一位癖鱼似命的，等大鱼头一上，就拿过我的碗，要帮我勺汤夹鱼。他是知道我什么鱼都不喜欢吃的，所以一面动作一面言语，“你相信我。我吃过那么多的鱼，我说好一定是好的。你不吃要后悔的。”没办法，我只能双手接过那碗鱼汤，出于礼貌，喝了一口汤。凭心而论，不难喝。
因为鱼，席间引出一个话题：某一物的好，究竟是由喜欢的人做判定，还是应该由不喜欢的人做判定。
我坚持认为，某一物的好，应该有不喜欢的人做判定。我讲了一个故事以佐证观点。
很久很久以前，我的一位女同事怀孕了，闻到肉味就恶心。一日，我请同事来家聚餐。我内当家的烧了满满一碗拿手的红烧肉。说也怪了，女同事闻到肉味居然没有恶心，还小心翼翼的品尝了一块，而且是肥肉。隔了一日，女同事悄悄地对我说，“能让嫂子给我烧碗红烧肉吗？太好吃了”。
如果“好”是由不喜欢的人做判定，那么，喜欢的人就无事可干了吗？不是。某一物的“不好”，应该由喜欢的人做判定。
譬如说做评委的。评委都是由社会或行业公认的对需要评判的某“物”喜欢挑剔的人。他们的评判不是建立在赞美的加分上，而是建立在“挑剔”的减分上。
什么叫挑剔，就是找毛病，找缺点。评委在细节上苛刻指责、严格挑选。俗话说，在鸡蛋里头挑骨头。他们百般挑剔，逐一减分，把某物挑剔得体无完肤，无错可藏才是最高境界。若是评委对某评判“物”最后给予了“好”的评定，评判用语里断然少不了一个词——“无可挑剔”。
香港有位蔡澜先生，与金庸、黄沾、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蔡澜先生有个雅号——“食神”，曾担任过中国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节目总顾问。他是个嘴吃四方，又很挑剔的食客，还出过一本“蔡澜旅行食记”。其中有篇“杭州之旅”，把个杭州餐厅里的所谓“杭州菜”说得一无是处。
蔡澜先生原话，“我每回来杭州试菜，都没有吃过满意的，一次，又一次，餐厅里的杭州菜让我觉得失望”。他的依据是什么？他说。“马兰头切得不幼，豆腐干也不细。不这么做，马兰头的香味是跑不出来的。吃过的酱鸭和鸭舌头，也干干瘪瘪，卤得不是太咸就是太甜……”满腹的直面微词，满满的据理挑剔，但是非常有说服力。
蔡澜先生的“食记”二字，与杭州话的“食饥”读音巧合了。“食饥”是杭州人对“好胃口”的另一种俚称，说“头颈贼细，只想食饥”。好胃口的蔡澜先生是在“吃”上吃出境界的人，是喜欢之人，是挑剔之人，是有资格评定之人。他说杭州餐馆的杭州菜不好吃，断然没有人跳将出来与他论理（估计也论不过他）。不过，他说好吃的那些菜，我看了，未必。
连不喜欢的人都说好了，那是真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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