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文革九
1972年全国进行森林资源普查，赣州地区林业局向辖下十八个县的林业局下达文件，征调森林勘测人员。我们场因为名义上是省直属单位，所以就直接向我场请求借调两名测量人员。场里派我和陆天音两人去赣州。地区一共调了有十七、八个人，包括我们两个，组成了“江西省赣州地区森林资源调查队”。
“普查队”因为都是在野外工作流动性大，所有成员都年轻力壮，所以大家在一起很活跃。“普查队”由赣州地区林业局一个姓曾的领队。这个领队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鼻子也是高高的，后来大家都亲昵地叫他“美国佬”。
这次森林资源普查是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在1：50000的军用地图上随机采点后，再在实地上用仪器找到这个点，再以这个点为中心的五十平方的范围内记录下树的数量、胸径、树种，最后统一汇总。
因为成员业务程度不一，在赣州通过三天的培训摸底，队里一共分成了八个组，每两个人为一组，由有测量经验和熟悉业务的当组长，帮带一个新手，完成任务后回县城集中。每个人配发了登山鞋、如南洋人带的中山帽、水壶、文件夹、书包和清凉油、蛇药。大家带上了介绍信、军用地图和仪器向各自的目的地出发。出发前领导严肃地告诫每个领队，一定要严密保管好分片的军用地图，因为这是国家的机密。
我这个组带的是一个上海知青，大家都叫他小王，老家在上海黄浦区黄陂路。他是被崇义县林业局从林场借调来的，从来没有接触过测量工作，所以我先要教他学会看地形图、找地标，掌握仪器使用。一边工作一边学。小王对我很尊重，一直叫我师傅，因为都是上海人，在一起工作很愉快。
野外工作每到一个地方都由小王去联系住宿、吃饭和寻找带路和砍杂的民工。小王会抽烟，他抽的烟都是从家里寄来的大前门香烟，在那时大前门香烟还是比较高级的香烟，他在和公社、大队、生产队联系食宿时，递上一支大前门香烟就等于递上了一封介绍信。
在他每次递烟或者吸烟时总是给我也递一支。我说我不会抽烟，小王总是说：“不会抽就做做样子，在外面工作和人打交道不抽烟是不行的”，看来他和人打交道及社会经验比我丰富。我经不住他多次劝说，慢慢的也开始抽起烟来。时间一长，我觉得老是抽小王的烟很过意不去，就也开始买烟发给他抽。这样一来二往就正式开始抽烟了。从业务上说我是小王的老师，而在抽烟上，小王则成了我的导师。
我们那时在野外工作有一点津贴，抽几包烟还过得过去。可森林资源调查工作结束回到场里后，津贴就没有了，想抽烟只能买些广东南雄的晒烟叶，磨一把快刀，把烟叶梗抽掉，卷紧，压实，切成丝，再买一元钱五本的烟纸，自己卷着抽。我们称之为“自卷烟”，新疆知青叫它“摸黑烟”。虽然卷起来比较麻烦，但每个月花两三、四元钱也够了。在我们场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烟民都是抽这种烟。
在普查队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在山高林密的崇义县，测量每一个点都非常艰难。先在地图上找到至高点或是一个标志物，再从这个点推算出目标点位的方位及距离，然后不管山高、水深、林密，都要扫除一切障碍向目标位进行定点调查。
有一次，地图上的目标位在一个海拔二千三百多米高的山顶边上，离我们的驻地有二十多里路，我们走到山脚下就已经花了近三个小时，抬头向山上看，云雾潦绕在半山腰，根本看不到山顶。
山上的小路因为走的人稀少，杂草丛生，一点也看不清楚，只能摸索着让民工用砍刀开路慢慢地向上爬。到了半山腰，再向上就找不到路了，没办法就让民工用砍刀砍出路来，砍累了就找个地方坐一下，吃点干粮喝点水。还好越是向上灌木丛和茅草越来越稀少，但山势却越来越陡峭，只好盘旋着找能落脚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爬行。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三个人都累得七倒八歪，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就是说我们爬上山顶花了整整六个小时。
山顶上的风特别大，我们赶紧架上仪器，测量方位。因为山顶陡峭，地形复杂，不可能测到标杆，只能估计在五十平米的范围里进行调查记录。这个过程倒是只用了不到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这个点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
测好这个点，我们知道当天肯定是回不去了，但这么晚留在山顶是不行的，就赶紧收好仪器、资料照原路下山。没多久天就暗了下来，路也快看不清了，为了安全，我们立即找了一块较平坦的地方，把周围清理一下，趁着天还没有黑透找些枯木树枝先把火引着，然后在火光能照到的范围内寻找更多的干树枝，准备就这样度过一个晚上。
四、五月份的天气不是太冷，三个人带着的干粮也还充足，就这样我们围坐在火堆边吃着干粮，讲讲三海经，困了就眯会眼，因为有火堆烧着野兽不会过来，一个晚上倒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起来了，仔细地灭了火堆用土盖实，为了防止发生森林火灾，还在上面撒了几泡尿。在下山的小路上，因为两边的茅草树枝都是露水，把我们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到了山下，感到又冷又饿，回驻地吃了点东西就赶紧去睡了。
崇义县山高林密测量工作最困难，每天除了爬山，还是爬山，工作最为艰苦。最后调查汇总，崇义县的森林储量在赣南山区中也是最高的。完成了崇义县的工作后我们就转到了南康县。在赣州地区十八个县当中，南康县的人口最多，高山极少，而且大多是丘陵地貌，森林资源稀少，调查工作就方便多了。每天大多数时间是走路，测量到的点不是农田就是山丘荒地，一棵树都没有，做个记录再去找另一个点，有时一天可以测三到四个点。虽然每天也要走四五十里路，但和崇义县相比，南康县的工作真是太轻松了。
队里有一个姓于的小伙子，是南康县林场调过来的，他二胡拉得相当好，在音乐上很有才气。我到过他所在的林场，也听他拉过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和《赛马》等二胡名曲，深深被感动，他还曾在省里的民族乐器比赛中得到过大奖，但就是因为他父亲在解放前有历史问题，一直被冷落在南康县边远的一个小林场里，就连县里那个小小的采茶剧团也是因为家庭成份进不去。
在南康县，我们的大本营就设在县委招待所。一天，因为下雨不能外出作业，大家都在驻地，有的整理资料，有的几个人围着打扑克。我和小王、陆天音到招待所的小卖部去买烟，看到有大前门香烟，就想买几包。但是，女服务员说这是要凭老干部的证明才能供应，说了半天连一包都不肯卖。我们看见在货架上摆放着一瓶茅台酒，知道她肯定不会把茅台酒卖给我们，三个人闲着没事，就故意对女服务员说要买那瓶茅台酒。服务员说：“这茅台酒是供应外宾的，我们招待所一共只有两瓶，对内要所长同意才能卖”。我指着陆天音对服务员说：“这是赣州地区从上海请来的测量专家，也算是外宾吧，你去请示一下领导，我们只买一瓶行不行”？服务员很是为难。小王接着我的话又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没想到服务员真的找所长请示去了。这下我们倒是为难了，如果真的同意卖，谁来买？小王和陆天音都指着我说：“牛皮是你吹出来的，当然是你来买”。
那时候的茅台酒是八元四角钱一瓶，三个人数我的工资最高，二十九元伍角，但每月寄家里十元，伙食费十元，还要扣除五元钱的互助金，也就所剩无几了。这时我也感觉玩笑开大了，心里一个劲地祈求所长不批准。可事与愿违，当服务员请示回来告诉我们说所长竟然同意卖一瓶给我们时，我傻眼了，但要面子的我嘴上不肯认错，就硬着头皮买下来，还要对人家说一声谢谢，心里真不是滋味。茅台酒的事大家知道后，都抢着来瞻仰一番，我也一直珍藏着当宝贝。
过了几天，公路上有辆汽车压死了一条二十多斤重的狗，队里有个南康县林业局的本地人，捡了这条狗炖了一大锅喷香的狗肉，大家都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我那几天正在感冒，很不舒服，大家问我能不能吃，我一下就从床上爬起来了。有狗肉吃哪能错过？就算感冒也要吃！那狗肉炖得还真不错。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很热，有人说夏天不可以吃狗肉，“火”太大，会流鼻血。可谁也抵挡不了美味的诱惑。吃完狗肉，果真好几个人都病倒了，一个个发起高烧来，而狗肉对我，却意想不到地起了个以毒攻毒的作用，难受了我几天的感冒竟然因为吃狗肉而痊愈了。
野外工作进行了四个多月就结束了，接着就是回到赣州林业局计算汇总。队长“美国佬”把陆天音和我都当作“调查队”的主要技术骨干参加汇总。把赣州地区每个县的森林储量计算出来，那时候可没有电脑，一般的计算都是用算盘，复杂一点的就用一种手摇的计算机。我们奋战了半个多月，计算工作也终于顺利完成了。
地区林业局为了庆贺整个赣南地区森林资源普查工作的圆满完成，在“调查队”解散前特意安排所有的队员到井冈山去旅游，也以此作为对大家的犒劳。可是找不到车辆，局长就同我和陆天音商量以局里的名义，向我们场借用一辆二十座的客车去井冈山。我和陆天音打电话给管工业及车队的崔源泉场长，没想到他很干脆的就答应了，由智天宝开着客车第二天就到了赣州市。
大家都是第一次到井冈山，一个景点都不想漏掉，有了车子很方便，我们就尽情地游玩，什么大井、小井、八角楼、黄洋界都去了。在黄洋界上看到了当年朱德总司令挑粮靠着休息的那棵大树，那棵大树已经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据说特地找了江西省林科院的专家来抢救，我们在大树的根部还可以看到做肥料用的黄豆渣子。
临离开时，我们一起在井冈山纪念馆前照相留念。下午三点左右下山。上山时汽车是慢慢地爬行，下山便是一路滑行。智天宝开着车不停地踩着刹车。我们场里的驾驶员个个都是山区开车的高手。在上海知青插队落户到陂头时，送知青来的上海大客车司机，车子开到进八一垦殖场的林区公路时就不敢再向前开，只好向我们场里求助，换上场里的司机才把载着知青的大客车开进山里来。天宝是有十多年驾龄的老驾驶员，开车很稳，年纪又轻，所以场里让他开客车，后来还被调到省农垦厅为厅领导开小车了。
正当车子平稳地行驶在一个缓冲坡道上时，只听到天宝突然喊叫着：“完了！完了！”一边还在拼命地踩踏刹车。我和陆天音就在驾驶室边上问天宝怎么了？他两眼紧盯着前方，额头上冒出了汗珠，没有回答。车辆还在向前滑行，只是慢慢地在减速，一直滑行了一、二里路，在前面有一个比较平坦的路段，这才停了下来。天宝满头大汗下了车，这才告诉我们，刚刚在路上车子突然失去了刹车和方向。还好老天爷保佑，这段正好是直路，总算是太平无事了！天宝让大家下车把车子推到路边。我俩帮忙检查车子，天宝估计是“羊角”坏了，因为“羊角”坏了汽车的方向和刹车都失去了作用。拆下一看，的确是“羊角”断了。这可怎么办？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路上也没有行人，大家都急坏了。
我和陆天音商量只有去找附近的老俵想想办法，两人就朝路边的一条小路寻找，走了一里多远遇见一个老俵，问了才知道这里离泰和县城还有二十多里，只有在附近三、四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兵工厂，我们问清楚了方向就去找。走了不少路总算是找到了这个厂里，我们拿出工作证并讲了发生的情况，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接待我们的正好也是上海人，很是热情。先让我们坐下喝点水，又叫人到仓库去找一找有没有同型号配件。不一会儿来人说找到了，我们特别高兴，终于遇到了救星。我们要给钱，他们也不肯收，还派了一辆吉普车和修理工送我们到停车的地方，帮我们修好了车才离开。我们从心里感谢这些乐于助人的好人，商量回场后向领导汇报，希望能以场里的名义向人家致以感谢。可是场领导知道后并没有什么反应，好像是理所当然一样，真让我们感到内疚。
森林资源普查工作结束以后，各县抽调来的人员都要回到各自的原单位。我和陆天音又回到了场里。在搞普查的半年多时间，远离了政治环境,人感觉很轻松，现在好像是一只飞鸟又被重新关进了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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