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仁义观

——读《春秋战国思想史话》有感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最不受待见的。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可没有一个国家采用他的治国思想。然而孔子死后几百年，儒家被尊为正宗。当时那么不受待见的儒家，为何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礼与正名

      周代人崇尚礼乐教化，礼在周代被广泛使用，涉及政治、军事、生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礼不仅是指着冠、婚丧、祭祀等各种礼节仪式，而且也是当时的一种道德规范，把尊卑、贵贱、亲疏、厚薄划分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天子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房子的高地有严格规定，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个等级的房子。又比如说，天子死了叫崩，诸侯死了叫薨，大夫死了叫卒，士死了叫不禄，庶人死了叫死。身份不同，连死的叫法都不同。

      春秋时期，社会开始大动乱，人们不再遵循旧有的礼乐规范，导致许多“礼”名存实亡，甚至大夫敢乱用天子的礼乐，弄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这就所谓的礼崩乐坏。为挽救这个社会危机，孔子挺身而出，提出了正名的主张，要把周代的旧典整理恢复，以继承文王、武王的大业。

      为什么正名对恢复旧日礼制这么重要？对此，孔子的解释是这样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这里，正名是关系到旧制能否恢复的大问题。我们现在说的名正言顺，典故就是从这来的。既然正名这么重要，那孔子要怎样正名呢？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王要有君王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子女要有子女的样子。在这里，君、臣、父、子各是一个名，每个名都有其行为规范。只要按照各自的规范去左，就能恢复旧日礼制。

      孔子所谓的正名，其实只是在言辞上达到名正言顺的效果，并不能改变礼崩乐坏的现状，甚至可以说是自欺欺人。举个例子，《春秋》说：“天子狩于河阳”。意思是周天子到河阳那个地方去巡守。巡守就是巡查诸侯是否称职的意思。单看这句话，周天子还是威武霸气，有个天子的样子。但实际上并不是周天子去巡守，而是晋文公召见周天子。既然这样，为何不直接说：晋侯召王于河阳？周天子的地位明明已经比诸侯还低，还搞这些没用的有什么用处。孔子说这才名正言顺。虽然实际上诸侯飞扬跋扈，但天子毕竟是天子，名分还在，不容僭越。

                                                                     孔子贵仁

      如果说“礼”是孔子对周代思想的继承，那么“仁”是孔子对古代思想的新贡献，仁是孔子赋予“礼”的一个新意义。什么是仁？孟子说，仁就是人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简单地说，仁就是良心。人在做了事之后就能让自己心安，这就是仁。也就是说，仁是人自己的事，与天地、鬼神都没什么关系。孔子仁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对鬼神敬而远之；二是做事求心安，尽人事。

      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要敬鬼神，一方面又要远离鬼神。既然要敬重鬼什么干嘛要远离呢？反过来说，既然要远离，为何要敬重呢？其实两者一点都不矛盾，本质上讲都是在尽人事。

      在孔子看来，敬鬼神是人应尽的本分，是自己心安理得。至于有没有鬼神来接受我的“敬”，反而不重要了。进一步说，孔子任务丧礼和祭礼并不是迷信，是人崇德报功的报恩心，是人自己的问题，与外物无关。例如古代有种焦作“腊”的祭祀，连猫、虎之类的动物都要祭祀，这分明就是拜物教。但孔子却说，哪怕是草木鸟兽，只要使用过他，或得过它的好处，就要报答它。尽管对方完全不知道，或者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也不能辜负它的好处，也要尽自己应尽的本分，好让自己心安，这叫做仁至义尽。仁至义尽这个词大多用在贬义的语境中，但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有贬义指向的词。

      既然这样，那为何又要远离鬼神呢？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思是人都么没有侍奉好，又怎能侍奉鬼神呢？因此，首先要做好人应该做的事，然后才谈得上侍奉鬼神的事。既然这样，亲近鬼神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主张要对鬼神敬而远之。

      既然“仁”是为求心安而自觉做人该做的事，以此类推，一切礼也是为求心安而自觉做人该做的事，这就是以（因为）“仁”讲“礼”，“仁”才是“礼”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礼”都是“仁”的表现。因此，讲“礼”必须要讲“仁”。

      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为“礼”正名，提倡恢复旧制，并不是孔子为没落的王权代言，而是在宣扬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的精神，这可能是后世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渊源吧。

                                                                人性之善恶（一）

      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人性的善恶论，从古至今，争论了两千多年，还是没有结论。一个生活在友善环境中的人会说人性皆善，而生活在尔虞我诈环境中的人则会认同人性本恶。其实性善还是性恶只是人主观世界中的一种意识，并无绝对的客观标准来衡量。

      孟子是第一个提出性善论的人，可以说他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孟子认为人性皆善，主要证据有以下三点：

      首先，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良知良能。如小孩子不用学都会爱亲敬长，可见善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其次是人都是有良心的，纵然白天做了种种坏事，但是夜里还是会良心发现。这不也证明人性本善吗？第三，看到小孩子要掉进井里，任何人都会赶紧去救人。做这件事的时候，认识一点私心都没有。既不是想和孩子的父母拉交情，又不是想得到周围人的夸奖，也不是怕不救落下坏名声，完全是出于良心。在这一瞬间，人性皆善，人名是可以看出来的。

      根据孟子人性皆善的看法，可以推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然而孟子又说过，人和动物的区别就那么一点点，可就是那么一点点人性的去呗，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这句话不是正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相矛盾吗？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人皆可以为尧舜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可以成为圣人并不代表一定就成为圣人。人与动物的区别那句说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性善这一点，但是一般人却放弃了，只有君子还保存着这分善。孟子所处的时代正赶上社会动乱，战争频繁，一般人为了活命，难免会作出一些不善的事，只有君子才能坚持保存着善，也就是说保存着这份善的人就是君子。因此，两句话并不矛盾。

                                                              人性之善恶（二）

      荀子是第一个提出性恶论的人。在荀子《性恶》中，开篇就说：“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恶的，人性的善是伪装出来的。在《礼论》篇，他又把“性”比作一种原始材料，如果没有人为改造，使它文理昌盛，它不能自己变得美好；但是离了性，人为就没有改造的对象。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性本来是恶的，通过人为力量的改造是可以变成善的，如果没有人性这种原始材料，善也就没有依附的地方。也就是说，人性虽然是恶的，但是善却少不了它。既然这样，那人性还算得上是恶吗？

      同样是在《性恶》里，荀子又说路上的普通人可以成为禹一样的圣人。这和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一回事么？既然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普通人可以成为圣人，为何一个讲性善，一个讲性恶呢？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孟子说人性可以为善。荀子抓住这点，从逻辑上否定孟子的性善论：可以为善不能就算是善，它也有可能为恶。但是，照这样推论下去，不仅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也否定了荀子自己的性恶论。既然说可以为善不能算就是善，那么，可以为恶也不能算就是恶。既然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不足以作为性善论的理由，那么荀子所谓饿了想吃饭，冷了想取暖，劳累了想休息也同样不能作为性恶论的理由。

      那么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其实无论人性最初是善，是恶，最终决定人性善恶的，还在于后天面临选择时，为善与作恶哪个获利更大。如果人认为选择善获利更大，人就会选择善，人性就表现为善；如果认为选择恶获利更大，人就会选择恶，人性就表现为恶。还是《三字经》总结得好：“性相近，习相远。”而这个习，就是一次次的选择。

                                                                 民贵君轻

      儒家能成为正宗，绝非是因为儒家礼教和仁政思想有多么正确和高尚，而是因为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儒家思想有用。

      战国中期，各诸侯国争雄称霸，战火不断，统治者不顾民众死活，搞得民不聊生，加之各国政局不稳，贵族内部利用国人暴动篡权、弑君事件时有发生，这让统治者意识到必须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才能巩固统治。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民贵君轻讲的是统治者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

      那么要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呢？孟子开的药方是施行仁政，而民贵君轻就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观点。民贵君轻要求统治者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要兼顾民众的利益，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这样才能长治久安。如果统治者只顾自己的利益，杀鸡取卵式地掠夺民财，终将因民众破产而威胁统治者的政权。

      民贵君轻并不是说民众比君王还要重要。毕竟孟子是儒家传人，继承孔子衣钵。而孔子看重等级之分，所以孟子断不可能说出民众比君王还重要的话。那么，民贵君轻该如何理解呢？民贵君轻就是要采取一系列怀柔措施，让民众感觉到自己很重要。同时在民众心里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好让民众归顺，从而营造一种君民和谐的统治秩序。

      民贵君轻还有层意思就是重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周厉王由于不得民心，被国人赶下台。齐国的田桓子在自己的封邑内通过减轻剥削，与民分利的形式赢得人心，从而在民众的协助下成功控制齐国大权。所以孟子说，天下的得失，全在于民心向背上。

      虽然孟子民贵君轻的出发点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但从客观上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治者对民众的态度，由与民争利向与民分利转变，也算是一件一举两得、皆大欢喜的事。

                                                                 劳力与劳心

      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管理他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别人所管理。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孟子的这个观点被当作封建等级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加以批判。然而孟子的这句话到现在都还有其现实意义。

      孟子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心者，他们是统治者，受人供养；另一类是劳力者，是被统治者，供养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被人供养，劳力者供养劳心者。孟子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是不可变的社会通则。

      按今天的眼光来看，孟子说的不就是社会分工么？一个人生活所需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做，所以需要社会分工。社会分工需要有些人从事脑力劳动，有些人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分工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按个人对社会贡献大小来分配。管理一个国家的君王和一个种白菜的农民，就他们对社会贡献的价值来说，明显国王对社会贡献的价值要比农民大，因此国王获得的社会财富也相应比农民多。社会价值越大，“隐性付出”越多。我们不能只看到统治者对民众的所谓剥削，也要看到统治者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他们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贵生活，但他们是付出巨大代价才登上统治地位的。同时，他们也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义务。对内要维护社会稳定，对外要抵御外敌入侵，如果战败，还可能会被杀死，而一个种地的农民就不大可能被杀死。在这方面，统治者是要承担比农民大得的风险。按现在的话说，风险与收益成正比，风险越大，得到的收益也应该越多。就像股票投资，赚了就盆满钵盈，亏了就血本无归。你能说股票投资是在剥削他人吗？既然股票投资不是剥削，那么国王之于农民也不是剥削，而仅仅是社会分工不同。当然，在古代社会，孟子的这一观点也常被用来佐证君王统治的合理性。

                                                         流芳千古的儒家思想（一）

      把视野放到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你会发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就成了儒家的天下，别的诸子百家，要不销声匿迹，要不沦为边缘，不值一提。就连先前红极一时，被尊为帝王师的法家，也被董仲舒扫进历史的垃圾桶。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家很不受人待见，以致于老夫子周游列国而不得用。可后来为何又突然被独尊而制霸天下呢？结合我们昨天和今天讲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圣人为用。

      我们先来看儒家的王道，王道的理论体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一个人你得有平天下的远大志向，这叫志存高远。但是光有远大的志向还不能平天下，你得从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你得先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德行，让自己的德行达到上古圣人的标准，这叫修身。然后第二步就是齐家。三纲五常中的三纲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作为一家之主，你得把妻子儿女管教好，让这个小家父严、妻顺、子孝，这叫齐家。个人德行修炼好了，小家也管理好了，就可以出来干大事了，所以第三步是治国。治国就是出仕做官，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当你帮助君王把国家治理好了，接下来就是王道的终极目标——平天下。平天下就是平定天下，也可以理解为使天下太平。像管仲帮助齐桓公争霸天下，像李斯帮助秦王嬴政统一六国，虽然他们不是儒家弟子，但都是平天下的典范。

      看见没？儒家的王道体系先给人设定个高逼格的终极目标。平天下，就这三个字就能让人蠢蠢欲动，心向往之。设定好目标后，然后王道还告诉你怎么做，将平天下的大目标分解为修身、齐家、治国三个阶段目标，你只要实现这三个小目标，平天下的大目标就能够实现。但是，要想平天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得一步步来。就像学习武术，你得先练马步，马步练好了练一些简单的招式，简单的招式练好了，接下来练套路，套路练好了，才能跟师傅学习绝世武功。你得一步一步来，做好第一步，才能做第二步，不能绕过其中任何一步。如果一上来就直接学绝世武功，就很容易走火入魔。

                                                          流芳千古的儒家思想（二）

      从王道体系来看，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平天下。是的，每个人都可以平天下，但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平天下。如同孟子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从古至今，真正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又有几个呢？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只停留在修身、齐家的层面。所以，王道体系里的平天下只是一个普通人无法实现的虚幻目标，就像水中的月亮，可见而不可及。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让人们为了这个虚幻的目标而心甘情愿进入王道的体系，按照王道体系的要求去做，为了平天下的目标，穷尽一生在这个体系里挣扎，从不怀疑这个体系的合理性，也不去做一些破坏这个体系的事。这便是一个绝佳的管理系统，而且自带不可证伪性：如果你最终没能平天下，那是由于你国没治好；如果你没能治国，那是因为你家没管理好；如果你家没管理好，那是因为你德行没修炼好。不管怎样，你都无法推翻它。

      我们再来说说王道系统里的天下，“天下”的概念不是儒家发明的，天下也不是儒家的天下。就算一个儒生最终像李斯那样做到平天下，天下还是君王的天下。当天下平定之时，便是你功成身退之日，作为一个臣子，你的本分就是将天下还给君王，因为君王才是天下的主人。如果你将天下纳为己有，那么你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便是孔子倡导的“礼”。

      一个封闭的、不可证伪的系统，一套完整的思想控制体系，对于君王来说，这便是儒家学说的可用之处。

      于是儒家为君王的统治背书，无论是孔子的礼教，还是孟子的仁政、王道，都能帮助君王更好地统治民众。作为回报，君王运用国家机器扶持儒家，帮助儒家排斥其他流派，最终使儒家一家做大。

      所以，儒家思想最终流芳千古，成为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思想，并不是它有多么正确和崇高，而是由于它对统治者有用。清朝灭亡后，这套思想便不再适合时代需要，于是被废弃。现在，人们发现儒家思想有用的地方，于是儒家学说又再次活了过来。不为别的，一切皆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