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
余思近代风俗而叹曰：自清末性恶之论盈于天下，而人多以恶意揣测古之圣贤、治法，以圣贤为愚民，以治法为奴役，以纲常为桎梏，以秩序为禁锢，疑圣谤圣渎圣侮圣无所不至，圣贤竟成罪人，道德乃被恶名，诬之为伪，谤之为奴，狎侮圣贤之猖狂，未有甚于五四文革者也！当此风之流蔓而滋，孔子尚不免其丑诋，何况其余乎！诋侮孔子者，一为肆无忌惮之小人，二为无知之鄙夫，三为轻躁之狂徒！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是求，圣贤亡则道德无以抑其私；鄙夫不知义，惟风是趋，狂徒则蔑古而自高，自由之名，适足以纵其恶；平等之号，适足以长其乱，皆足以毁圣贤而夷人道于禽兽也！
其于古之圣贤伟人，穷诘其过，而无视其功。孔子大圣，而以小人之谤力攻其过；朱公贤者，亦用政敌之诬而文致其丑。圣贤陵替，异端横行，邪说流播而垂百年，则孰欲希圣贤而立人极，而不惮为小人以蔑纲常！以孔子之大圣，朱子之大贤，而穷致其过，文致其丑，孔子成利禄之乡愿，文公成虚伪之君子，则上者以圣贤不足为而鹜于高远，下者以人性皆好利作伪而甘于卑俗，世道日衰，人道愈夷，岂不由兹！上者以就其私，远人而为道；下者以纵其恶，肆意而自逞。孔子覆，则道统失所立，而执政恣其暴；圣贤亡，则风俗无所持，而人欲溢其流！机肇于五四，祸极于文革，矧伦常颠倒，父子相斗，举国癫狂，岂不痛哉！
而曰打破旧道德，重建新道德，道德无新旧之分，斥旧道德为伪，而礼义不足贵；以自由民主为德，而纲常丧其维！未有诬毁圣贤而能自立，蔑弃古德而能为治者也！建国亦倡新道德，以鲁迅为旗杆，以雷锋为楷模。而鲁迅之刻，何能与以孔子之温润比；雷锋之伪，奚足与颜子之光明伦？刻薄之言，乃可论为君子之道？煦煦之恩，遂足许为仁人之德？君子忠厚，岂为深文而讦人过？仁人诚怛，而作日志以扬己善？率天下士子以师鲁迅，而礼义日薄；倡天下人民以学雷锋，而道德日衰，刻与伪不足以立，而忠厚可与崇正，诚怛可以矫俗。
或曰：子之所言，无乃过乎耶？何不允其批乎？圣贤亦非尽善尽美，不苟同圣贤之见，可批可驳也，何必恶之？以批判与诋毁同观，则圣贤为弱矣。圣贤非弱也，如韩非、庄、墨之批孔孟，而两者皆得其益焉，若不学无术，惟恃谩骂，则贻笑大方耳，真理愈辩愈明，君无伤也。揆陶子之心，欲护圣贤耳，不知圣贤不惧人批，子何畏哉？其信圣未笃欤！
余曰：非君之谓也，动辄批判，已伤忠厚之德；以批判为美，更起哓哓之论。吾人未逾先儒，岂可轻议先儒，责其偏，吾人先自思偏否，愈偏于先儒否。吾人纵逾先儒，亦须存谦卑之心尊重先儒，而非动辄批判之，俯视之，居高临下，若章太炎、梅光迪之徒，吾不许也。吾年愈长，而愈尊敬古圣昔贤，虽有瑕疵而不敢摘之以显己之明，虽有浅见而不敢指之以显己之深，更何忍以批判伤先贤，彰先贤之过而为己美？非不允人批评，实以吾人对先贤应先存敬意，而不可轻议之、批判之，且欲批古德昔贤，必德如孔子，而可议管仲之器小；贤如朱文公，而可訾韩愈之文浮；吾人德不足以继先贤，而为苛论以摘其失，而掩其德，岂可乎？
为人为学须存忠恕之道，动辄批判，有伤君子之忠厚，苛论古贤，则失所以恕人。言论自由非为肆无忌惮之谈，诘人过而显己之直，孔子所恶之贼德，君子之论，以忠厚为本，岂可妄逞戾气，胡蔑古德？吾所非者，以恶意测先贤，古者亦有批评，然不至于如今人之恶意：以小人之心，测圣贤之量；以禽兽之欲，疑君子之德，是大不可也！吾曩昔对程朱陆王亦有所批，今则觉己之轻浮而随众也！批评须出于正，不出于正，而以诡论批之，言不及义，则为小人无忌惮之言，而胡可不辟之以止其邪？（吾信圣笃而护圣诚也，实不忍见其狂悖之论，而欲辟之以护圣也，若信圣未笃，视之为常然，何为而恶之乎！）
又曰：孔子未以己言为真理，而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何后儒奉之为圣耶？此而遂为孔子徒欤？学术为天下之公，岂孔子所得私哉？学者当存中正之心，孔子必有甚多不足，人无完人。真正之徒，诚须敬师，亦敢言师之不足，若傅斯年之于胡适之，常以奥义驳其非，适之甚畏其问，而斯年尊以为师，为徒当如傅斯年也。若汝之想，无怪吾中国不复出墨子、韩非也。
余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之谦辞，居圣则非圣矣，而遽谓孔子非圣耶？孔子亦曰：“恶诘以为直者”，摘人之过以显己高，而自命正直，是贼德也！今人多趋此风，以摘人之过为直，以訾先贤之疵为高，其心已私，其德已坏，而欲为学，岂能不陷于异端而入诡道！为人为学，当先见人之善而虚心以学，非先定其为恶人而避之，定为糟粕而鄙之，以此心入世，何能交友？以此心读书，何能成学？交友，是执其过而不置欤？读古书，是见其芜而舍欤？若此交友，若此读书，终何益哉？先怀恶意测量其人，谓其必有不善，必有不足，而不愿虚心学之，心态已不中正矣。吾人乃先悉其人，方知其缺，非先悉其缺，而非其人；吾人先悉其学，方知其不足，非先见其不足，而轻议其学！
墨子摘孔子之过，造谣诬蔑，实为刻薄之言，而非君子之道，今之胡鲁犹昔之杨墨也。出一韩非，中国已沦于皇权专制之苦，秦皇用其术以焚书愚民，康乾用其术以穷文网，毛泽东以其术而致文革，犹欲出一韩非以毒万世？董子辟申韩之诡论，而犹不足以止其毒，以历代君相皆乐其法以自尊，好用其术以自逸，然暗藏而不敢公示，至于文革而公然不掩矣。
尊师重道，师纵有过，而不可诘师之过以示人。于君有犯无隐，于亲有隐无犯，于师无隐无犯。以孔子之圣，而愚鲁之曾子传其道，诚以曾子忠厚，不挟私智而凌人，不逞己见而渎圣也。学术诚天下之公，非孔子所得而私，非朱子所得而私，亦非天下诸人所能私，然不可得理不恕人，见得真理遂可轻先贤而蔑师长乎！孔子集群圣之大成，然其甚称子产，许泰伯，未尝以己之圣而凌蔑先贤也；王阳明虽不满朱子格物之说，亦云贤者之过，未尝以此轻朱也。师有过，可修正之，而公然摘之以示众，犹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岂非子贡所恶以诘为直者乎！吾所非者，近代诋圣侮贤之恶风，非欲护圣贤而恶人之批也。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不足而为学，鲜不逞私见以误人，为悖论以害世。且夫恶意之揣测，刻薄之指摘，殊伤君子温厚之德！圣贤亦有过失，而君子不忍摘其过，不敢昌言其失。不忍者，所以存此忠厚之德；不敢者，所以保此畏敬之心。忠厚而可持于中，畏敬而可行于正。夫彰圣贤之过，而上者以圣贤为不足为而鹜高，下者以圣贤亦有过而趋俗。故《春秋》为贤者讳者此也。小人则忍也，敢也，固圣贤可侮，师可犯，父可告，荡天理而灭人伦，而世人乃以为直。
问：然则何以判批评与诋毁之别？
答曰： 观其论之诡于正否，察其辞之当于理否，气之浮于辞否？若言不合于正，则为渎；辞不当于理，则为诬；使气以凌人，虽有理，而不仁，皆余之所不能苟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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