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关系是我一直关注的话题。拜读汪高鑫先生的《中国经史关系史》(黄山书社,2017年4月)悲欣交集。
书中盘点了我国历代儒家经学大师和史学大师的生平,著作, 学术观点,部分给出了点评。但是知识完备广博有余,深度还是不够,特别是作者原创的观点不多,当然,这可能也并非此书的目的。有些点评可能是有争议的,作者也在后记里说了,可能是一家之言。从经史关系的历史总结角度,此书实属上乘之作。
从汉开始独尊儒术,史附于经,代表作品班固《汉书》,而司马迁的《史记》因其对道家思想的推崇,而被批为“先黄老而后六经”;到魏晋南北朝经学玄化,造成经学和史学的两极发展,经史分立已成定局,贱经尚道和崇经征圣,前者代表作品刘义庆《世说新语》,后者代表作品刘勰《文心雕龙》;
唐代的佛道对儒都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从前期的经学统一,代表作品孔颖达《五经正义》,颜师古作五经定本,对注疏都作了官方规定。《周易》主王弼注,《尚书》用孔传,《诗经》《礼记》用郑玄,《春秋》用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这个时期修了八部正史,修史目的很明确"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应该说基本还是符合五经的;统一规定后利于经学传播,但也会流于教条和僵化,再加上佛道影响,后期就出现了疑古惑经,学生们只读五经正义,但不再深究经典原意,醉心诗文创作,逐渐很多不满经文或者注疏,代表作品刘知幾 《史通》,其中《疑古》《惑经》两篇都提出了很多不符经文的观点,比如尧舜禅让等,开以史疑经先河,但其论经史关系时说“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与六经相比,《史记》《汉书》都显得黯然无关,但时间推移,六经越来越远,为了六经的阐发,这样的史书就展示价值了。犹如到了夜晚,群星闪耀,可见作者还是非常推崇六经的。但史学的地位又进一步提升了。
宋理学兴起,面临儒学危机,进一步排佛斥道,但却吸收了佛道的先进思想,对唐以来的经学成果进行了反思和改良。朱熹等大儒,力挽狂澜重振儒学。(详见拙文 从宋明理学理解中庸和 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所以这时期的史学更加有义理化倾向。代表作司马光《资治通鉴》。历史作品需要兼顾考虑史实考据和义理善恶已经达成共识。经史并重。
明的情况更加复杂。由于明初内忧外患,政治上需要加强控制,包含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260卷作为官方考试教材,强推理学,大兴文字狱;经史关系经历了史从经,代表作《明实录》。理学中要求先经后史,但史说不可不读。但官方的强推和具体教条化执行,对史学独立性客观性自由性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与唐代情况类似,明中晚期对这个不合理进行了反弹。陆王心学开始兴起,展开对理学的论战。官方控制能力也减弱,史学家也摆脱了束缚。但也不免矫枉过正,王阳明就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这个观点一开始是为心学服务,用来打击理学的史观。但后期被无限夸大,史家逐渐开始完全背离经传发挥了。代表作狂人李贽《藏书》,被后世称为异端史学。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学者坚守程朱理学,继续改良和发扬,也更加重史。阳明心学在后期传承和理解上,也逐渐表现出种种弱点,如“废实学,崇空疏”。心学也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后期的右派已经走上朱王融合之路。
清的情况暂不详写了,我认为这是作者发力最多的地方。一言蔽之,在经历的几千年经史轻重贱贵往复后,经史并重是清代大儒们的共识和总结。判断一本历史类书籍优和劣当以此为标准,义理和史实缺一不可(参见拙文 克与杀 春秋公羊传)。
该书优点多多,基本理清的中国经史关系史,除了编年式的介绍外,还重点介绍了今古文之变,公羊说,易学史,经史之外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等。缺点是对于具体的问题点到即止或未有定论,比如禅让制真伪,左传公羊优劣,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请读者自行破解吧。
最后,引用船山先生一段话,可以作为对一些毫无义理感和过分娱乐化商业化,远离传承经学旨趣的历史书籍的批判。“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
(2018年第8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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