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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释、儒三教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存在显学和隐学的区分。
佛教有所谓的密宗,而且是中国佛教的十大宗派之一,又称为秘密教,或密教,俗名又叫喇嘛教,因西藏密教的僧徒叫喇嘛而得名。
道教则历来是师徒相传的,连老子的《道德经》,传说不是为人所迫也未必肯写出来,所以是隐学多於显学的一种教派。
过去总觉得儒教不搞神秘那一套,都在载体上流传,但是自从知道孔子生前集一生之精华的研究成果竟然不传于世这件事,就不得不对这个判断置疑。
现实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儒教是不是同佛教、道教一样,存在更隐蔽的隐学,在孔子去世之后几千年都不为世人所知?
如果孔子有研究易经的成果,那么这些成果应该是什么?广为流传的孔子作「十翼」的传说,真的是孔子的学术成就吗?
帛书易的出土为解开这些谜团提供了新的论据。
按照帛书《易传》关于《易经》的观点,尤其是《要》、《衷》二篇的论述,所谓《周易》,无非是《爻辞》以及《彖辞》,与《易经》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本质上只不过是古代用于卜筮的工具,即解卦词。
为什么孔子自己要「占」,同时还向学生启蒙这方面的知识,以至于引起了子赣的责问?对此《要》所载孔子的回答摇曳多姿,耐人寻味:
「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於矣(据李学勤的《帛书〈要〉篇及其学术史意义》,『於』为『阙』之讹,『阙』即『缺』。)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首先,这段话以「德」开头、用「德」立论,十分贴近孔子「苟非其人,道不虚传」的基本立场,实际上是以自己平时的德行,来担保现在做法的正当性,和「子见南子」引起绯闻之后的赌咒发誓如出一辙。
看到此处,仿佛亲见一位谦讷君子,不禁莞尔。莞尔之余,疑问更重:为什么学易首先要强调「德」,没有达到「德」的标准就不能学吗?这至少是限制了易的传播范围,与「大学」相反,不提倡普及。
孔子的这个态度,骨子里是善意的、也是智慧的,过犹不及,易学内容的广泛普及,并不能确保易理的正常传播,其实同样会妨碍《易经》的传承。
其次,《周易》的价值客观体现在它保留了《尚书》缺少的那些内容,也就是以其内容产生价值,如同书证,仅此而已。
孔子对于《周易》的这个评语至关重要,因为在孔子看来,虽然周统治者强行推行《周易》来冲击前朝的思想遗存,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其实不是《周易》的政治倾向,反而是那些古老的文字本身。
这样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屡见不鲜,比如高中期间本人得以了解一点儒家思想,就是从批林批孔受益的。换成孔子的语气就是:「课本缺少的,批林批孔的文章里面有。」
孔子真正想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反其意而用之的意思。同时也说明孔子认为,无论《连山》、《归藏》还是《周易》,都是以内容来体现价值,所以根本就没有区别。
究其根本,这三个版本的主体,无非都是查看卜问结果的「解卦词」,除了内容所体现的朝代特征和历史价值之外,与传承没有丝毫关系。
再次,「且有古之遗言焉」的「且有」二字颇有韵味,将孔子不想说而又不得不说的矛盾心态展现得惟妙惟肖。
人们对于自己的重大发现,在尚未得到完全证明的情况下,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欲说还羞的窘态。孔子找到古之遗言了吗?说这句话的时候应当已经找到了,但是还研究得不够深入,还没有最后确认。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之道,所以迟疑。
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孔子终于学易大成,到了「无所逾于心」的境界。按照正常的逻辑,这时候是不是应该「会当凌绝顶,一览群山小」?
这句诗显得信心满满,但是不见得它的作者,就一定能登上知识的王座。
在骨子里,也许这只是一个文化人的一个文化梦。
真的凌绝顶,只嫌群山吵!
孔子没有留下一点自己的著作,正是基于对「古之遗言」的心服口服,五体投地。为了不影响传承,只能「述而不作」。这才是「述而不作」的本意、原因和价值之所在。
孔子关于自己与「史巫」的区别的论述,虽然话相对多一点,其实并没有更大的证明作用。
一方面,「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其实只是一种自我表白而非论据;
另一方面,「占」在易经传承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哪怕在《系辞》里面,孔子也只能含含糊糊地来一句「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不得不捏着鼻子认可其中有一道是「卜筮之道」。
孔子能够察觉到「古之遗言」的存在,当然是建立在对《易经》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当然是已经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是确保传承得以顺利延续的最佳选择。
也就是说,孔子已经知道,只有遵循《易经》自己设定的传承模式,只有维持《易经》自己的文本格式,才是最正确的传承模式。
反过来说,也就是任何外力的附加和改变,甚至带来的一些影响,都只会是对传承的妨碍。
因此,孔子的「述而不作」是自己主动而为之。孔子晚年长达十余年时间对《易经》的教与学的活动,以及研究成果,被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抹去了痕迹,成为隐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孔子来说,「述而不作」,就是传承。
同理,孔子之后的关于易经的学问,其实只有两个派系,一个是「述派」,一个是「作派」。「古之遗言」得以完整延续,历史上汗牛充栋的易经注释、易学文章并无卵用,反而得益于「述派」的刻意「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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