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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木生先生讲《写作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力》

听木生先生讲《写作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力》

作者: 清平巷1号 | 来源:发表于2019-03-25 22:38 被阅读11次
    听木生先生讲《写作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力》

          月光如洗,运河岸边,宣阜巷里。这样的夜晚最适宜听松涛林声。

          著名作家木生先生写作讲座的开场引子是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的一段话:“如在一个夏夜,荷塘边有许多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不久我们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规律洪亮的声音,那便是典范历史,被忽略、压抑的其他蛙鸣,便是边缘历史,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在于倾听它们间的争鸣与合鸣,并由此体会荷塘蛙群的社会生态,一个隐藏的景。”王明珂先生希望反思性的历史知识能够促成有反思能力的个人,这也是“再造‘国民’(或公民)”的过程。当下看,这种愿望还是个神话,是否能长在将来的现实中,也未可知。

          木生先生的讲题“写作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力”就是由天清气朗的神话一路血肉模糊地走到眼前。他分“写作开始的时代”、“写作的力量”、“七十年间的现当代写作人的故事”三个部分,阐述写作与权力的纠葛,写作在边缘角落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行,可谓与王明珂先生的“文本与表相分析”异曲同工,带听众去聆听了一声声“历史”的弦外之音。

          写作开始的时代,自然追溯到孔子编订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警众的响器)深入民间收集歌谣,正是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作品,反映出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生长在长江流域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源头。

          “风骚”两股文化激流奔涌到了秦朝大一同帝国,遭遇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国家政权对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屠戮,坑杀儒生460余人。再到贯穿整个清代250年的“清代文字狱”,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当然,黎元之水怎么可能断流?早有“鲁壁藏书”,在山东曲阜孔庙诗礼堂后,故井以西。秦始皇焚书时,孔子九代孙孔鲋将《论语》、《尚书》、《礼记》、《春秋》、《孝经》等儒家经书,藏于孔子故宅墙壁中得以流传至今。也正是思想文化的严苛摧朽了大清帝国。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

          写作的力量部分,木生先生首先讲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成书过程。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天汉三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出狱后他忍辱含垢,发奋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力量感震古烁今。鲁迅称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再讲到,三位齐太史用生命换来的“崔杼弑其君”五个字的历史真相。崔杼权重一时,射杀齐庄公,要求太史伯记下“国君暴病而亡”,伯不从,杖毙;二弟太史仲又不从,继杀;三弟太史季仍书下“崔杼弑其君”迎死,崔杼无奈放还了他。这样才使我们看到了史书“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字样,崔杼的恶行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在七十年间的现当代写作人的故事中,木生先生讲了林昭、张元勋、顾准、董业冰。

          林昭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又因上书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抓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年轻的她在狱中仍不改初衷,铮铮直言,结果在1968年春天被秘密处死,死时只有三十六岁。

          张元勋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八年,1979年获平反后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致力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尤精于楚辞学。2016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北大1957》,有长文《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九歌十辨》一卷传世。

          顾准,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文革时期连贬数级的他,终被驱逐出主流社会。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破天荒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被认为是一个“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

          董业冰,一个用膝盖和双手爬着走路的残儿,却对文字有着一种近乎迷醉的向往。没有钱赁房,没有钱吃饭。这个沉陷于社会最底层的残疾人,泡在苦难之中,从没有让心上的那个文学梦熄灭。40岁走完了短暂的一生,留下了13本大小不一、全是老式塑料皮本子的日记和一本手工自制、包括着一首长诗、四十多首短诗和十几篇散文的作品集。这本作品集,是他用刀子将厚的微白带黄的大纸裁成16开,再用黑线缝缉而成的(见李木生《天堂与炼狱之间一一一个残疾青年的文学人生》)。

        木生先生在董业冰的散文“借书给我”美丽善良的售货员《秦姐》的温情里结束讲座,让名家名人与普通人一起不分高低贵贱地入坐写作讲堂,可谓与司马迁《史记》的秉笔直书的史家风骨一脉相承。

          时间从来不会因谁省略季节,历史当然也不会因谁留有空白。我们祝愿边边角角的“历史”能烛照历史真相的长空。或许今晚的宣阜巷夜话正熨帖着运河的水脉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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