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来到了敦煌。
莫高窟九层塔
对于大多数新一代的中国人来说，对敦煌的了解往往始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被编入初中语文课本的《道士塔》。姑且不论余秋雨先生的本意如何，单从文章的影响来看，是甚为巨大的。
彼时，历史课本里讲的是近现代的屈辱，接近一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史是每个人心中的痛，而这其中，又犹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为甚。然而，《道士塔》这篇课文又把敦煌之痛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想，但凡认真学完课文，大抵心中都会对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充满愤懑吧。
既然我要为王道士跟伯希和说话，还是要先摆些历史出来，先让我们看看莫高窟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吧。
1897年，王道士来到莫高窟。目的是供奉香火，同时对洞窟进行修缮和保护。
1900年，王道士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内藏三万多卷佛经、画本等古物。
1901年，王道士把经卷拿给敦煌县令严泽看，想引起他的注意，严泽完全不关注。
1902年，新任县令汪宗翰带人到莫高窟转了一圈，随手拿走几卷经卷之后，只留下一纸责令，让王道士好好保管。
1903年，王道士徒步400公里走到了酒泉，想找比县令大的官报告此事，可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觉得经卷上字写的不好，就此了事。
1904年，省府下令经卷就地保存，但王道士没有得到任何拨款。他灰心丧气，写信给清宫的慈禧老佛爷，信泥牛入海，不见踪影。
1907年，斯坦因到来，彼时王道士已经心灰意冷，又急需钱修缮洞窟，再加上斯坦因声称自己是逆着玄奘的西行之路东来的，所以以400两白银的价格带走了他认为珍贵的一些经卷。
1908年，汉学大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他精通中文，在藏经洞里待了三周，把每一卷经书都翻了一遍，然后选择了最最珍贵的6000余卷写本运往巴黎。同时，他对莫高窟每一处石窟都进行了勘察，并且编号，此即莫高窟的第一次编号。
1910年，伯希和、斯坦因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清政府决定把剩余的8000余卷运往北京，可彼时沿途的官员已经知道了经卷的价值，故而多有遗失，为了凑数，还有人把经卷撕成两半。
1921年，日俄战争的一些俄国逃兵被关到了莫高窟，他们随意损坏壁画，点燃篝火，莫高窟壁画上的很多金箔可能就是被他们抠掉的。
1967年，文革伊始，兰州大学的红卫兵决定毁坏莫高窟的壁画及佛像，周总理一纸命令下达：文革期间莫高窟对外封闭，不允许进行任何破坏。
以上基本就是历史上涉及到莫高窟破坏的事件了，不得不承认，对莫高窟破坏的最严重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
虽然说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却可以想象。如果伯希和、斯坦因没有把藏经洞的经卷大部分运走，而是经由官方渠道全数运往清宫，经历了沿途的层层剥削，还能剩下多少？清政府又真的有能力保存这些珍贵经卷吗？虽然我们现在还要不回来这些经卷，但起码它们是被当做宝物保存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当中的。又或者，王道士没有发现藏经洞，而是被关押在此处的俄国士兵发现，估计这些经卷被当做篝火燃料也未可知吧。又或者，文革时期没有周总理的那一纸命令，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从个人角度来讲，王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在他来到莫高窟之前，莫高窟早已没落，他清理积沙，重新供奉内中的佛像，雇佣人抄写道经卖钱，让莫高窟运转起来。他毕生的夙愿，就是清扫洞窟，建设三层楼，所以他省吃俭用，乃至于他从斯坦因、伯希和那里得到的银子，也悉数用来修缮莫高窟，并没有进了自己的荷包。
这样一个人，却被当做民族的千古罪人，实在是一种误解。文物保护不善，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错，而是整个社会、国家、政府的问题。一个国家，到底盲目、腐朽到何种程度，才会无视自己的文化传承？
至于伯希和，他的确是个骗子、是小偷，这并不假。但他更是一个学者，他进入藏经洞之后，遍阅了所有的经卷，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另外，他以非常科学的方法对洞窟进行了研究，每个洞窟的内容及价值，他都进行了评估。可以说，他是敦煌学这门学科的开山之人，我在莫高窟的书店里，还买到了伯希和当年的洞窟研究手札，足足有56万字之多，至于后续的研究作品，更是不计其数，敦煌在国际上的盛名，跟他的关系也是极大的。如果说斯坦因是个不折不扣的文物贩子，伯希和就强的多了，对他来说，学术才是目的，财富其实不足为道。
伯希和的手札
总而言之，莫高窟发生的事是一场民族的不幸，但又是人类文化的一场大幸，毕竟，大部分的文物终究还是保留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不曾付之一炬，也没有毁于战火。
最后，再次致敬周总理，不仅支持修建了莫高窟外层的保护建筑，更在关键的文革时期保护了这些文化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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