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三个月前，和父母一起看了《芳华》。
父亲已经是第二次看，但依旧感动得连声哀叹：“唉唉唉，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芳华！”这次也是他向电视付了两块二毛五，买下了这次一家人看电影的机会。
母亲一直躺着，表情很漠然，影片结束的那一刻，彩色的生活被浓郁的黑色覆盖，生活又变成了单调的字幕，我回头看她，她依旧躺着，眼神很漠然。
她是一个清醒的人。
为什么要在意流血的爱呢？我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没有人回答我。父亲依旧沉浸在他的“芳华”里，无可自拔地高歌：“啊，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芳华！”“你知道吗，冯小刚是个了不起的人！”“没有书写得好，他把它改得不够残酷了。”我企图通过文化理性瓦解他的自信，“你不懂！你不懂！”他边说边摇头，嘴角很厉害地撇到某种幸福的弧度，眼神却低低地注视着我，像一匹即将要吃掉小狼的公狼，“你不懂。”他的话短而长，徐缓的气体从每一个字音的中间冒出来，膨胀到失望的程度。
女孩们的皮肤白嫩而柔软，青春之下每一张面庞都称得上好看，修长的四肢摆动着娇小的韵致，沾湿的发丝都是人鱼和海草，她们的声音却像小鸟，个性像小鸟，生活像小鸟，不用面对雄鹰跌落悬崖的深渊，不用凝视天空阴云诡诞的演变，大树生长在南方，没有不绿的一天。似乎冯小刚的电影，总没有是坏人的。《唐山大地震》里母亲始终浪费着西红柿，女儿于自己坟前忏悔，《1942》里强奸犯抓起枪杆干强盗，大地主家破人亡却只恨上天。刘峰和何小萍，悲剧人物的怨化解在时代命运的大词里，个人逃之夭夭，善良到老，宽容小错，是冯小刚独特的中国式博爱。
于是恶人哲学总还是要到西方去找，冯小刚的电影里，善人哲学总是第一。
我想像刘峰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爱上的，也不知道什么女孩会爱上，大概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孩，需要这样的依靠，哪怕和爱无关，于是跳进安全感的圈套，继续孤单地寻找。末尾何小萍和刘峰依偎在一起，某张不属于他们的长凳上，为其他人打上温情的句号，镜头没有直视的地方，人人快乐喧嚣——“我”成为著名作家，林丁丁去了美国嫁富豪，陈灿和他的军长太太。
因此，我时常偷笑，觉得冯小刚的中国式温情如同彩色的热气球被掀去一块布，在空中摇摇欲坠不知如何是好。他大概想到或没有想到，他用温情的镜头书写了一个如此残酷的故事——好人总有“好报”。
起码，大概只有刘峰，可以说，他从未做过任何亏心事，没有赚过不正当的钱，没有走过捷径，没有背叛内心，可以在最终审判的那一刻，自豪而坚定：“我没有愧疚心！”然后在土里融化，结束这如同使命一般的人生。
然而中国人是不信上帝的。因此也许只能恳求西方给予收留，可西方有林丁丁。
好人悲剧，是不足为奇的，而一个富足的好人悲剧，却有其相当的唏嘘含义。
“那是你的青春吗？”
“是啊，我告诉你，你还不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那个时候有这么好的生活？年轻人一起住在一个大院子，个个漂亮青春洋溢，天天跳舞唱歌？”
“……”
“人家写的那是文工团，是你们那个时代最好的一批人的生活，跟你有什么关系。”
父亲从《芳华》中看到了芳华，母亲从《芳华》中看到了自己，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抓到点什么，然后可以不顾其他愉快地食用，如果只看到刘峰这悲剧人生和高尚人性的对比，那未免太过乏味，就像加了盐的水，依旧是一杯普通的水。
父亲有些许失落，但依旧不放过字幕上的每一个名字，他不是在怀念，他是在渴望。
像刘峰这样的人，在文工团这样的乌托邦小社会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全团人的包裹，他一个一个拿回来，他对人好，对所有人好，对又穷又臭的陌生女孩好，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道主义者，是那个在无数小说里给囚犯送水的姑娘。
他喜欢的女孩，其他男孩也喜欢，娇小，脆弱，漂亮，一点点娇气与心机，让矫情变得柔软而令人沉醉，他喜欢，却不越矩，光明正大地告白，以好人的姿态，在爱情上，他脱去神坛光芒，回归世俗眼光，以这种方式，告知所有人，他是人，也是一个男人。
而在那个年代那个年纪的喜欢我无法确定是否已经具备重量，但青春的情感总是没有赢方，失去心或梦想，最糟糕的不过是，失去所有的失去，这里的林丁丁显现出这个年纪女孩宝贵的善良，对所有人都好的人道主义者刘峰，大概能抵挡她世俗的娇媚，是脱离情感纠缠的高尚一类，她以为她的妩媚只对付妩媚，她从未企图翻越神坛，她才是电影中，唯一从始至终清楚自己定位，并最终以既定路线登岸——太平洋的海岸。
她才是把命运握在手中，把人生踩在脚下的“励志一姐”。
刘峰放弃了荣耀，在任何年代，某种意义上都意味着放弃人生，荣耀是物质的皇帝新装，脱离物质的现实不过是心灵的短暂幻梦，刘峰企图用木头支撑的平凡梦幻，在一个胸罩的猥亵下，化为粉末。
他真的爱林丁丁吗？我觉得未必。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面对如此大诱惑的未来面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眼前的快乐，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不变，这个世界就不变，他是一个天真的浪漫主义者。这类人在如今有了一个更为新潮的名字——中央空调。
于是，影片最精彩的部分上场，监牢，战场，泥土，鲜血，他一跃跳下神坛，从此再无回转的余地。影片的末尾，他拖着残疾的身体，以肉体苟活，骄傲的警服用权力碾压情感，他走进小小的水泥房子，比房子里的泥土更加卑微，比他矮小的更加高大，他们睥睨，嘲笑，推搡，压榨，他还有骨气，但随即一声高喝把一切碰碎：“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军人！”他从此便只是人世间的泥，再也不是那个浇花的人。
影片里三人对坐的场景我看来极具讽刺意味，愈严肃愈滑稽，不知是不是冯小刚有意为之，又或许他潜意识里有所愧，这个人物如同一场疲乏的坦白，再温情的结局也抹不去这个人物本身的悲哀色彩，是什么样的世界，让好人依旧是好人，而荣耀却与道德平行。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天生的好人在被生活抛弃后最后的模样——破烂的衣衫，黝黑的穷苦面容，卑微求乞的姿态，含烟的嘴角，但他没有沦为乞丐，没有走向黑暗，而是在光明的角落里，小小地蠕动生息，他还有尊严，还敢大声挺起胸脯往前，在华丽的服饰面前，在代表幸福的自我和罪恶的金钱面前，他坦然，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坦然。
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他让我想到最近看过的一部影片，《小鞋子》里阿里和萨拉，我隐约觉得，《小鞋子》是《芳华》的童年，而《芳华》是长大后的《小鞋子》。
或许另外一个名字会合适——《天堂的孩子》，天堂的孩子长大后会拥有这样的芳华，而刘峰就是天堂的孩子。这两部影片同样企图在苦难中开出真善美的花朵，为了一双小鞋子拼尽全力的阿里和萨拉最终能够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得偿所愿，但就如同并肩的刘峰和何小萍一样，这种温情的背后是残酷，小鞋子的故事到此结局，阿里和萨拉的未来，也许注定是一条平凡之路。
这两部影片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国家，相同的是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时代造就的个人苦难无可避免，不像《阿甘正传》，苦难可以造就突破肉体的力量，正确的心灵可以得到世界的补偿，西方似乎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摆脱了西西弗斯式苦难，冲破阶级，冲破社会，冲破理想，姿态高昂。而在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平凡的坚守，是一种既不屈服也不抵抗的顽强。
影片结束，母亲打了个哈欠，父亲打开朋友圈，发了一条很是自豪的影评：1.不要为了女人放弃权力2.不要当刘峰3.冯小刚是一个好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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