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说胡适是新儒家，这本身就带着极大的风险，想来被攻讦是在所难免之事。毕竟胡适是一个标签化很严重的人，在大众心里的定位极为固定，在大家的印象里，胡适仍然是和“五四”纠缠在一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才是他的题中之义，其不但不是新儒家，而且是反儒家的代表。胡适显然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甚至在其1962年于71岁去世之后，仍然屡屡被提及和争论。到底胡适的思想是为何物，其内心深处的皈依又在何方，传奇虽已逝去半个多世纪，但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深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胡适在海峡两岸的评价是极为不同的，其在学术等领域的官方地位也颇为耐人寻味。但不管是谁，甚至包括大洋彼岸的欧美学界，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作为一名读书人，胡适是极为称职和优秀的，甚至很有些“天下读书人种子”的味道。胡适在这方面向来以“才子”形象出现，与现在一些学术明星不同，胡适的名气绝非在新文化运动中靠发鸡汤文成就，而主要是因为其学养确实极为深厚，其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等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成就。胡适学术著作等各类文章近两千万字，《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先秦名学史》、《戴东原的哲学》、《章实斋先生年谱》、《神会和尚遗集》、《尝试集》等作品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青年胡适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谈读书与做人》这本书也充满着一种无声正名的味道。书中选取了胡适在读书和做人方面的一些文章和讲稿，不趋热、不避冷，清清淡淡地讲讲胡适，给人的感觉很是惬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由此管中窥豹，去深思关于胡适的一切。很多人觉得胡适作为与陈独秀齐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这样的经历必然造就一个誓死打烂孔家店的人物。但事实是，胡适4岁即到私塾接受教育，其对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厚的功底和感情，这在《胡适谈读书与做人》中几乎随处可见，甚至专门有过《研究国故的方法》的讲演，其并非因为国学底子薄弱而愤然“穷则思变”的投机者，恰恰相反，他是新儒家深沉的隐秘者，其对儒学等传统的主张是一种责任感很明显的扬弃：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姐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这里实在有必要略为解释一下“新儒家”这个概念，“新儒家”源自“新儒学”，近代的新儒家理论和胡适这种对传统文化进行调扬弃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一种中西合璧的理想状态是新儒家的最终出路。方东美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牟宗三说：“凡是愿意以平正的心怀，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包括哲学思想、观念系统、主义学说、政经活动等），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确实是新儒家，只是胡适隐秘了自己的身影，或者说，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让他新儒家的本质被极大的掩盖了。
即使是作为胡适新文化运动檄文的《文学改良刍议》，如果细细品味，也不难发现这种微妙的味道。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举了欧洲但丁、路德的著作的例子，胡适说当时欧洲的拉丁文相当于我们的文言文，但丁、路德甚至今世通用的英文《新旧约》也是1611年的译本，距今才三百年，其实如今欧洲的各类经典，在当时都相当于欧洲的俚语。“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游》《西游》文字也。”显然，在胡适看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过于激进，作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胡适只是想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开启一场改良。但是在很多人眼里，胡适反儒斗士和“洋博士”的形象过于根深蒂固，全盘西化的大帽子压了他数十年，难怪晚年的胡适在口述自传的时候专门对此进行了说明：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但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
只有认识到胡适隐秘新儒家的身份，才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的思想和主张，在这样的前提下，世人所攻讦胡适的所谓自我矛盾和摇摆不定才会冰消雪融。因为，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何胡适一方面在《易卜生主义》中提出个人主义的问题，并用自由主义猛烈抨击儒家等级观念，另一方面却一直走在一条儒学的道路上：胡适在家乡上了9年私塾, 背的、吟的、写的都是国学, 12岁时开始进行历代国故的整理,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感情根深蒂固，去美国7年,其主攻方向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在胡适看来,最重要的是在国故的整理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进一步的新认识,对现代中国文明进行重新塑造,以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稳定、文明的现代化统一国家”。而今回首，这种种貌似矛盾和极易被人指责之处，其实正是胡适新儒家身份过于隐秘所必然带来的连锁反应。
当然，新儒家自然不能是胡适思想的全部，纵观胡适的思想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其已经远远超越新儒家的范畴。胡适的思想是庞杂的，比如新儒家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但如果深入去看胡适这个人，却不难感应到总有什么在这些思想背后一路支撑，所以胡适这个人在思想和行为上才会“杂而不乱”，成为蒋介石高度评价的“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这背后的支撑其实并不神秘，也许那正是《胡适谈读书与做人》选取的《容忍与自由》的文题。这篇文章写于1959年，距离胡适去世仅3年时间，某种意义上是胡适对自己一生思想简明扼要的小结。胡适从自己十七岁时候在《竞业旬报》发表文章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开始回忆，最后得出容忍和自由是自己思想最为根基的部分的结论。
由此反观胡适的思想体系，也许就能体味到其内在的联系。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很有名的，这与其个人主义交相辉映，影响甚深。从哲学逻辑讲，这两种可以构成互为因果关系的思想必然是偶性出现的，因为有着自由主义，必然会在自身强调个人主义，因为有着个人主义，必然会提出自由主义的主张。遗憾的是，很多人对此有着深深的误解，认为胡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是完全出自私利的，事实上，即便当年胡适也意识到了人们对他的误解，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胡适在《健全的个人主义》一文中全面深入地讲述了自己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所谓“健全”正是针对私利的，胡适所强调的“健全”包含着两点用意：一是树立个人，二是个人需要为群体负责。
正是在科学地认知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胡适自由主义的思想让其很有些道骨仙风般的洒脱。胡适在很多文章和讲演中提到过对人生的看法，特别是在《人生问题》中，胡适颇有些诙谐地提到：“人生是什么？即是人在戏台上演戏，在唱戏。看戏有各种看法，即对人生的看法叫做人生观。人生的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这实际上已经很有佛家“境由心造”的味道了，显然作为儒学根底深厚的胡适，这也很有王阳明心学“心外无物”的痕迹。继而胡适补充道：“再回来说，人生就算是做梦，也要做一个像样子的梦……即算是唱戏，也要好好去唱。”道骨的核心其实不在“道”而在“骨”，实际上是一种洒脱而不放浪的“刚刚好”——我可以笑看人生，将其当成一场戏，可以不去在乎那些身外的物和事，但我仍然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等旷达和骨气即是道骨。
值得补充的是，说起这种骨气，其实历史应该给胡适一个公正的评价。很多人经常拿胡适1919年7月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及在大陆解放时归附台湾说事儿，说什么胡适是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这是极为不恰当和无知的。众所周知的还有，上世纪50年代那场知名度颇高、对时局影响极大的“胡适思想批判”，始初是对胡适在学术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进而涉及到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胡适其名销声匿迹，著作也被封禁。值得玩味的是，上世纪胡适在大陆被解禁后，胡适的研究者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至于胡适和蒋介石之间更是典故颇多，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约胡适吃饭，胡适在当天日记上写道：
“8时开饭，共谈了两个钟头，我说了一些逆语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今日台湾实无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
胡适与蒋介石
这位憨直的读书人一生从未停止过抨击时政，始终以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说立场，坚守自己的人格底线，坚守自己读书人的“骨”。当年，热河失守，胡适见到蒋介石后大声谴责：“误国如此，真不可恕！”平心而论，这样的胡适让很多如今在大陆配享宗庙的“大师”们汗颜，那些建国前积极给自己带上革命光环，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又左右逢源的“大师”们才应该受到历史的裁决，而正是这样的“大师”们往往都是当年攻击胡适的急先锋。
如果道骨的核心不在“道”而在“骨”，那么佛心的真意也确实不在“佛”而在“心”。正如前面所言，容忍和自由是胡适思想体系背后的支撑，自由如果指向道骨，那么容忍则更多的有些佛心的味道。而且在胡适自己看来，“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但胡适的容忍绝非仅仅是忍耐那样简单，而是一种在读书与做人水乳交融到极高层次后的平和的包容。胡适作为无神论者很有名，但谁说佛心只存在于教众之中？胡适的那种朴素的平和的包容，前提是要去掉人性中“贪嗔痴慢疑”的五毒，真正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修行，也许在胡适内心最深处，常行善事远胜日日念佛而不学佛。
正是在这种近乎佛心的心境下，胡适始终如一地以平等、宽厚和诚恳的心态待人接物。鲁迅与胡适间的恩怨众所周知，鲁迅当年攻击胡适的言论也成为上世纪50年代大陆批判胡适的“重型武器”。但从胡适这一方来看，其对鲁迅始终未置一辞，在胡适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句责难鲁迅的话。相反，当他的学生苏雪林在鲁迅去世后宣布要向鲁迅开战时，胡适马上加以制止，并尽力张罗出版《鲁迅全集》。这位荣获诸多博士头衔的学术大家、“中研院”院长，还与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结下了深挚情谊：一次袁瓞病了（可能是鼻癌），胡适听后立即写信让袁瓞面交台大医院高天成院长，信中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只是……很遗憾，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一直都是鲜为人知的“秘闻”。
在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林语堂说：“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胡适）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所以他的家中经常高朋满座，他的诸多著作都完成于晚上客人走后，他就坐下来做他的研究工作或写作。”胡适晚年弟子唐德刚这样评论自己的恩师：“他治学交友虽深具门户之见，但是他为人处世则断无害人之心。”
书生胡适
其实，《胡适谈读书与做人》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千年以降的大命题：一个读书人到底要如何做人才不辱没自己书生的本分和本色。回想胡适先生生前经常挂在口头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等貌似书生气十足的话，特别是回望他一生的读书和做人，我想先生已经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正确的答案。
胡适先生出殡之日，有记者被现场所震撼，写道：“倾城空巷，十里沿途，30万人加入送殡行列，并沉浸在悲哀之中。”
历史的评判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世道的沉浮也许会屈从强权，但公道永远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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