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行谊的教育，不是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称号，而是一条文化指引下的教育的路子。
七十多年前，梁漱溟先生说：“中国学术除非不复兴盛则已，如其兴也，必自人生问题之讨究入手。中国教育除非从此没办法则已，如其有办法，必自人生行谊教育之重提，而后其他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气功；抑必将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焉。”
梁漱溟先生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儒者，他的一生，都在为儒家思想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做代言。人生行谊的教育乃是中国最后一位儒者对于教育的谋划与设想。“人生行谊”本身属于不可道的道，在百度词条中查不到这个词汇的解读。“行谊”二字被简单的解释为“品行道义”，能够配得上“行谊”的也多是旷世高人。所以，以品行道义解读行谊，显然是有些机械和局限的。自然也不符合梁漱溟先生站在宏大历史时空中所描述的“人生行谊”教育的大义。
梁先生所谓人生行谊的教育，乃是在对比了西洋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之后，笃信和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化的未来，乃是可以为世界文化谋出路的文化。所以，他所说的人生行谊的教育乃是为人类的教育谋一个实在的前程。教育与教育（主张）之间，不存在可以由此登达彼处的阶梯，两种教育（主张）之间只有主张和流派上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同的根本在于它背后所代表的文化。
人生行谊的教育背后，站着行将肩负起世界文化未来的中国文化。那么，行将肩负起世界文化未来的中国文化所支撑的人生行谊的教育究竟应当持什么样的主张呢？
一、它的文化方向是深信人的自觉自律；
中国文化导引下的中国社会，讲究的是“清明安和”。这一文化的根本是深信人的自觉自律。所谓文化，是人本身所代表的生命进化趋势。这一根本趋势便是与本能相对应的理性。也就是说，生命本身的进化体现为——它正在趋近理性。“清明安和”恰是理性的结果，与之相违背的一个是愚蔽偏执之情，一个是强暴冲动之气。
鉴于此，文化的根本是解决愚蔽偏执之情和强暴冲动之气。中国文化深信，每个人内在天然的具备可以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自觉自律。
二、它的武化方向是涵养力量和组织能力
梁先生认为，西方教育的优长在于其所形成的组织能力上，本质的体现为四点：一是公共观念；二是纪律习惯；三是组织方法；四是法制精神。日前正在热映的电影《最佳敌人2019》，将这四点表现的淋漓尽致。故事围绕一个大学教授所组织的社会决策而展开，通过这样一种组织方法，整个社会都被卷入进来，每个人都充分发挥着自己的力量。
梁先生说：“纪律不是文化的结果，恰是武化的结果。在方今之学校，非寓群育与体育，借着体育上种种运动竞赛以训练集体行动不可得。”这段话实在深刻的很。仔细对照七十年后的中国教育，正于无形间吸收了这一优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有哪一个不精通一两项与军事有关的游戏呢？这难道不是老先生所说的武化吗，它的方向恰是要涵养力量和组织能力。
三、它的进化方向时礼乐化为代表的浸润影响。
梁先生说：“把人的日常优美化、深醇化就是礼乐，礼乐使人处于诗与艺术之中。”
今天，我们被他人所诟病的“诵读”实际上，恰是我们应当努力坚持的礼乐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试想，吟诵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星汉灿烂，若出其中”的人， 怎么会陷入到小肚鸡肠之中不可自拔呢？把“诵读”看作是一种记忆，实在是忽略它的礼乐化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书呆子才会掉书袋，才会拿一些酸腐的化装逼。殊不知，礼乐化本身就是在引导全社会与高雅文化为伍，引导全民装逼。装得久了，也就投入进去了。中国人讲“唱戏的都是疯子，看戏的都是傻子”，不疯不傻不成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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