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条(《答欧阳崇一之二)原文: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敝,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在《传习录》144条,王阳明专门阐述过“何思何虑”这一问题。王阳明认为,系辞的原意是,人们需要思虑的就是一个天理,天理以外的东西不要去思虑,不是说完全无思无虑,否则说什么“一致而百虑”呢?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一个,天理本身无需思虑。学者治学,千思百虑,无非要回归本性而已,不是通过思虑可以致良知的。天理不是依靠思索能够创造出来的,回归了本心,天理自然就会显现。就像他批评陆澄时说的,整天想着如何致良知,病根在自私自利、意必将迎上,这样的思虑是要不得的。
欧阳崇一听了王阳明的这一段教诲后说,一般的治学者,要么犯了枯寂守静的毛病,要么就犯刻意思虑的毛病。他自己前段时间就犯了枯寂守静的毛病,最近则犯了反复思虑的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发用,这种思索和自私自利的思索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搞清楚,他担心自己认贼作子,走上了歧路还不自知,所以请老师王阳明指点。
《尚书·洪范》曰:“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王阳明专门摘引“思曰睿,睿作圣”六字,以及思索应该是睿智的,睿智的思索,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圣人。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心的功能就是思索,思索就会有收获。所以人怎么可以没有思索呢?但是,在枯寂守静上下功夫和刻意思索,都是处于自私自利的心,虽然其形式很不相同,但它们在良知都被私欲蒙蔽了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天理在内心昭昭光明,内心通灵觉悟的时候,良知就显现了,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发用。如果思索是从良知出发的,则所思所虑一定是天理,而且自然而然、明白晓畅,简单浅显,良知自然知道思索没有走上歧路。如果思虑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那一定是纷纷扰扰、劳心伤神的,良知自然也能分辨出来。
所以,思虑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清楚的。如果出现认贼作子的情况,那一定是对致良知的学问还没有弄清楚,不懂得从良知出发去体认自己的思虑。
思,其实与喜怒哀乐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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