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一）

大姐八月出生，有文化的姑姑给大姐取名“十里香”，意思是八月桂花香十里。大姐的确如姑姑所言，打小就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外婆家在南京，大姐三岁时，母亲带她去外婆家。大轮一声鸣叫，大姐忽地往母亲怀里钻，像要被人捕捉的蝴蝶那样灵敏，像水中丢下一颗石子打着漩儿中的鱼儿那样惊恐，像出生不久的猫儿那样躲避。上大轮时，大姐紧紧地牵着母亲的衣襟，睁着一双乌灵灵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那时家里穷，加上路途太远，大姐还是第一次去外婆家。大姐机灵，看到跟外婆一般年纪的就喊奶奶，跟母亲一般年纪的就喊阿姨，比她稍大的就喊哥哥姐姐，乐得外婆一家人都夸大姐：“刘牙真厉害！”外婆不知大姐叫啥名字，干脆叫她刘牙。外婆这么叫，别人也就跟着这么叫。

大姐虽没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却也出落得亭亭玉立。老相框中有张大姐跟母亲的合影，那是大姐三岁时在外婆家跟母亲一起照的。大姐扎着一根冲天辫，上身穿着一件白底圆点长袖衫，眉眼间笑意盈盈，不是公主胜似公主，煞是好看。

母亲嫁给父亲之前，生活在蜜罐里，锦衣玉食，除了念诗读文，绣花做鞋外，像地里的活从没干过。嫁给父亲后，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加上外婆家的补贴，勉强度日。随着二姐、三姐、四姐的相继出生，家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时大姐才十几岁，竟然把家的担子挑起来了。听母亲说，大姐十五岁就做八分工，别人挑八十斤她挑八十斤，别人挑一百斤她挑一百斤。最让母亲放心不下的是大姐挑着担子，过后套那边那根独木桥。因为那时，我们生产队有块地在那边。

从我记忆起，大姐就一直勤劳着，忙完生产队里事忙家里事。大姐干农活顶呱呱，锄草、施肥、打农药，样样在行。

大姐锄草，锄得又快又好，别人锄一双，她锄双半。土地分包后，大姐有次带我到地里锄草，大姐在前我在后。望着大姐锄草，羡慕死了，只见她锄头口轻轻一勾，棉苗根部的草牙就勾掉了，然后挪动脚步，很有节奏。我学着大姐，也用锄头口勾。糟了，草牙没勾掉，棉苗勾断了，我吓得什么似的，赶忙蹲下，用土把棉苗围着，让它重新立起来。大姐背后好像有双眼睛，回头看了我一眼，但什么也没说，继续锄她的草。若干年后，大姐笑着对我说：“锄断了的棉苗，过不一会就被太阳晒蔫了，哪能再活过来？”听着大姐的话，我的脸红了。

施肥是一个人铲，一个人喂。大姐拿铲子，一铲就是一个铲口，从不倒回，别人都抢着跟在大姐后面喂肥，并以此为荣。大姐性格好，即使你把肥喂到外面来了，她也不责怪你。大姐有一手绝活，用铲子那么轻轻一带，撒在外面的肥就被盖住了。

在我的记忆里，大姐是扎着两根齐衣边长的粗辫子，齐眉长的刘海弯曲成弧形，两鬓处留着两绺齐耳坠长的发丝，是一个标准式的农家少女。打农药时，大姐利落地将辫子盘在头顶，戴上草帽，穿件厚褂（以防药箱漏水中毒），和一帮姑娘一起，说说笑笑去地里。

大姐闲不住，做工回来不是扫屋前屋后的地，就是驮个药剂箱，给挂着芦苇的外墙打农药，以防蚊虫叮咬人。大姐做得最起劲的是浇菜。菜园隔着一条小河，隔着一块地，在落叶的季节里，站在屋后就能看见，有许多回，我们吃晚饭了，喊她回来，但她不把菜浇好绝不会回来。我们喊一声，她应一声：“就回来。”

大姐干农活在行，织毛衣、做鞋也在行。那时舍不得点煤油灯，大姐常常靠在床上，黑灯瞎火地织毛衣。我那时谁都不佩服，就佩服大姐，如果谁当着我的面喊大姐的名字，我就不理谁。在我心目中，大姐的名字跟父母的名字一样值得尊敬，不容亵渎。

“一脚蹬是草鞋，三天穿不上是宝鞋。”这是大姐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母亲做的鞋，又肥又大，等大姐做鞋，我们就不穿母亲做的鞋。以后，母亲只做自己跟父亲的鞋，我们的鞋都归大姐做了。

逢年过节，大姐常带我们一起跳绳子、踢毽子。大姐单人跳、双人跳、多人冲花跳，样样都行。大姐一个人跳，一次能跳一千多下，我们时常几个人一组都跳不过大姐一个人。大姐踢毽子更是神了，一次能踢一百多下；做花样，什么打跳、做偷、拗油条、剪子、拉丝……无一不精。

我的童年是在大姐的陪伴下度过的，一路撒满了欢声笑语。幸福时光易逝，一晃，大姐就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姐出嫁那天，家里仿佛遭了小偷似的，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大姐出嫁，家里摆了好几桌酒席。送走大姐回来，望着桌子上还冒着热气的菜盘，我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处，偷偷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