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听施展老师讲解商人和周人天命观的区别，决定了商周之战的成败，很有意思。
古人非常重视天命，认为只有天命所归才能成为君主。比如商族认为天命降于商人，所以他们建立了商朝。在他们看来，商族以外的人（主要是商朝西边的羌人，包括后来建立周朝的周人），皆为异类，都不算人。
可以看到，商人的这种天命观不是普世主义的，它就没打算建立一种“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秩序，而是要努力维持住自己部族的优势地位。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进行活人祭祀活动，献祭的活人主要是从对外战争中掠夺来的羌人。
这必然会受到羌人的抵抗。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他们逐渐组织了很多苦不堪言的羌人群体来反抗商朝。
反抗的时候，周人有过一个观念层面的争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这个观念变化太重要了。初看上去，天命降于周人和天命降于周王没本质区别，但实际上这对周人反抗商朝战争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天命是降于周人，那就和此前天命降于商人的路数差不多，周人当上了君主，也会像商人一样去欺压其它部族羌人。对其他羌人群体来说，打完这一仗，十有八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拿我们献祭，凭啥要跟你混啊？这样的话，周人和商人征战，谁胜谁败就不好说了。
而如果天命是降于周王，则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是周人的王，也是全天下人的王，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所有羌人，同心同德去打败商朝，甚至商朝的军队也会临阵倒戈，反商大业才得以成功。
由此得到：
搞政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即便是在抗战时期，老百姓都仇恨日本人，中国的领导人还是说日本人民是好的，只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如何如何。反对国民党的时候也从来不说国民党都不好，而是国民党高层的那些“反动派”不好。
清朝统治者也表现出这方面的睿智。大清皇帝其实是有三个身份的：对中原是皇帝，对满蒙是大可汗，对西藏是文殊菩萨转世。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皇帝超越于所有这些部分之上，包括超越于满洲人之上，作为整个帝国统一的象征。
这样的政治智慧，可能最早就来源于“天命降于周人，还是天命降于周王”的思考了。
注1：周朝建立后未对商人赶尽杀绝，而且待遇相当好，封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特准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与周为客。宋国地位特殊，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
注2：关于商人活人祭祀的佐证。
《说文解字》中说：“柴，烧柴燎祭天也。”
古代烧柴祭天叫柴燎，《东观汉记·丁鸿传》：
“瞻望太山 ，嘉泽降澍；柴祭之日，白气上升，与燎烟合，黄鹄羣翔。”
这是说皇帝到泰山祭天，袅袅上升的白烟与黄鹤一起缥缈，预示着吉祥如意。
这是常规的祭天，宣示皇帝的君权神授。但在更加远古的商代，这是祭天祈雨的惨烈之举。之所以说惨烈，是因为这种柴燎仪式是要用活人祭祀的，活人的级别越高，表示祭祀之心越虔诚。
夏朝末年，天下大旱，商代的开国君王汤，发动的汤武革命，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但是引发夏朝危机的天下大旱已经持续了七年，仍然没有下雨的迹象。巫师说，要用活人柴燎才能感动上帝。
商汤决定自己做出这样的牺牲。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潇水先生在《青铜时代》中对这一场景的描述：“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剪发，断甲。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他牛羊祭品杂成一排，伴着牛羊的叫声，被一齐抬到了宗庙的祭坛上，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肚子上放了一盘作料。”
这当然是潇水先生根据史料的想象，但是当时用柴燎祈雨确实是历史真实发生过的。据说商汤的做法感动了上帝，天降大雨，商汤也没被烧死。但是后世，随着王权的强大，被烧死的就不是王或者俘虏，而是巫师本人了。
——蒲寅《052【柴】本来是用来敬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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