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20世纪的国外男作家按颜值排名，加缪绝对可以跻身前三名。
加缪
他留在文学史上的经典肖像，是1944年摄影大师布列松拍摄的。当时31岁的加缪穿着立领风衣、头发后梳、叼着香烟，英俊的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但眼神依旧温暖明亮——看了这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被当作明星级的作家。
关于加缪的颜值，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加缪看见自己的好友、法国哲学家萨特费尽心思地追求一个年轻姑娘，加缪很奇怪地问萨特，为什么不像自己那样耍耍酷，姑娘自然就过来了。
萨特很诚实地回答他：“你看见我长什么样了吗？”
这个答案听着真让人心酸，但和风度翩翩的加缪比起来，萨特确实只能算个油腻的中年人了。
加缪与萨特
比加缪的颜值更受世界瞩目的，是他的才华。
1957年，年仅44岁的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如果了解加缪的经历，你便会知道这并非易事：加缪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母亲带着他投靠生活在北非阿尔及利亚贫民区的外祖母，他靠亲友的接济上了大学，二战爆发后回到巴黎，亲眼目睹巴黎因希特勒军队入侵而沦陷，于是开始积极参与反法西斯运动。
当时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混乱的战争，个体变得渺小无力，连基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普遍缺乏安全感，更别说有什么精神追求了。但加缪没有因此变得愤世嫉俗，反而更清醒地思考起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也正是在二战期间，加缪创作出代表作品《鼠疫》《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其中以《局外人》最为著名，他的作品里充满着人文关怀，关注个体的尊严和心灵的归属，抚慰了一代彷徨失措的年轻人，并因此获得了瑞典诺贝尔文学委员会的青睐。
有人这么评价法国作家，“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加缪生活在一个荒诞的时代，谈起加缪的作品，自然离不开一个词——“荒诞”。《局外人》这本书的开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开头之一，同时也荒诞至极。
“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
寥寥几笔，为这本书奠定了冷漠压抑的基调。明明是母亲去世，主角默尔索的态度却好像置身事外的局外人。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漠不关心，这本身就是荒谬的。
更荒谬的是，母亲去世短短两个礼拜后，默尔索就开枪打死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阿拉伯人；
十一个月后，默尔索因为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掉眼泪，被判死刑。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有两个导致默尔索死亡的关键人物。
第一个就是默尔索的妈妈，她是默尔索被判死刑的最终原因。
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尔。默尔索在这个城市里工作，但薪水微薄，没时间也没钱照顾母亲，只好把她送到乡下的养老院。夏天的一个周四，养老院通知他，他的母亲去世了，第二天下葬。
默尔索赶紧请假，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去养老院，但他并没有像养老院的人们期望的那样，表现出悲痛的姿态。他没有痛哭，没有崩溃，只是平静地为妈妈守灵，中间喝了一杯牛奶咖啡，甚至还抽了一根烟。
第二天送妈妈下葬的时候，炎热的天气让他头昏脑涨，他像走流程一样完成了所有仪式，回到家一头栽床上睡了12个小时。
这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过程，在之后成了检察官认定默尔索罪大恶极的有力证据。
那默尔索和母亲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
书中没有太多描述，但是有一个细节：养老院的院长、护士，以及之后的律师提到他母亲时，都会说“你母亲如何如何”，但他自己习惯叫“妈妈”，这种更亲密更自然的称呼。
默尔索自认为“人生在世，不该演戏作假”，所以不夸大自己的感受，对任何事都保持疏离旁观的态度。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剧场，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拼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亲人去世痛哭流涕，最好悲痛得食不知味、夜不能寐，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的演员。
正如加缪自己所说：默尔索的随和温顺、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实在，在社会看来，就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不懂规矩、作风散漫、懒洋洋、庸庸碌碌、浑浑噩噩。不愿意演戏的默尔索，自然就成了世界的局外人。
默尔索与世界的疏离感在书中随处可见。女朋友玛莉问他愿不愿意结婚，他表示无所谓，如果她想结婚，那就结好了。公司的上司表示想把他调到巴黎，他表示无所谓，尽管巴黎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他没有戏剧化的情绪，也没有过分的追求，只是一个安分的普通人。
默尔索和世界的关系，用北岛的诗句来形容恰如其分：“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
第二个导致默尔索死亡的，是他的邻居雷蒙，也是导致默尔索卷进命案的直接人物。
雷蒙声称自己是“仓库管理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正经工作，是一个皮条客；他死要面子，喜欢宣扬自己的男子气概，实际上外强中干，房间里挂着粉红色、白色相间的天使石膏像。
雷蒙养了一个情妇，是阿拉伯人。两个人发生了纠纷，雷蒙认定情妇出轨，一生气动手打了她，结果被情妇的哥哥教训了一顿。雷蒙咽不下这口气，想了一个办法报复：这个办法就是请默尔索帮忙写一封信羞辱情妇。默尔索照做了。那个周日，雷蒙和情妇再次大打出手，引来了警察。默尔索在雷蒙的请求下，再次到警局作证，把雷蒙保释出来。
默尔索一再帮助雷蒙，只是因为他不习惯拒绝别人的要求。但经过这两件事，雷蒙把他当成了可以肝胆相照的兄弟。第二个周日，雷蒙邀请默尔索一起去他的朋友马颂夫妇的海边小木屋度假，被情妇哥哥找来的阿拉伯人一路尾随。当他们在沙滩上散步时，和那两个尾随的阿拉伯人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
在这次冲突中，默尔索只是一个旁观者。雷蒙和马颂赤手空拳，两个阿拉伯人手里有刀，自然占了上风，结果以雷蒙的手臂和嘴巴被刺伤告终。
对于爱面子的雷蒙来说，这个伤口就是失败的耻辱。包扎好伤口后，他找来一把枪，愤怒地回到了沙滩，只有默尔索跟了上去。不幸的是，他们再次遇到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为了避免雷蒙冲动开枪，默尔索出于善意把枪要了过来，并且表示由雷蒙和其中一个阿拉伯人单挑，如果他们再动刀子，自己就开枪。
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这场本来与默尔索毫无关系的冲突，突然成了默尔索的主场。他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本来吹着芦笛、得意洋洋的阿拉伯人，被这把枪吓得落荒而逃。雷蒙终于扳回一局，心情大好，开始计划坐几点的公交车回去。但炎热的天气和两场紧张的冲突令默尔索身心疲惫，他无处可去，拿着枪回到了沙滩。
他再次遇到了其中一个阿拉伯人。两个人本来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但一个人拿着枪、一个人拿着刀，显然也不太可能友好地相处。他们面对面、一动不动地提防着对方，最终心情烦躁的默尔索为了摆脱无处不在的阳光，往前走了一步，对方立马亮出了刀，于是默尔索毫不犹豫地开枪了。
默尔索的行为是荒诞的，他杀了人，只因为阳光太刺眼。他最终从一场冲突的旁观者变成了实行者。
这起命案把默尔索送上了法院的审判席。这场终极审判，是整本书最荒诞的地方。
那个被枪杀的阿拉伯人，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存在感几乎为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所有人关心的只是默尔索在母亲去世那一天的表现。辩护律师问他母亲去世是不是令他痛苦，他希望默尔索能证明自己和母亲关系很好，并为此悲痛至极。可惜默尔索诚实地回答：我会宁愿妈妈没死，还活在世上。但他同时也解释，生理上的因素经常会对自己的情绪产生很大影响。妈妈下葬的那一天，他非常疲惫，只想倒头就睡。
预审法官问默尔索爱不爱自己的母亲，相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相比较案情，这个法律的裁判更关心的是伦理和宗教问题。
检察官则在审判时请来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和默尔索的女友玛莉作证：默尔索在葬礼那天异常冷静，他拒绝看妈妈的遗容，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甚至忘了妈妈的年纪，他在守灵时抽了烟，喝了牛奶咖啡，还睡着了，葬礼一结束马上就离开了。葬礼的第二天，默尔索和玛莉在海边游泳，并且看了一场喜剧电影，被逗得哈哈大笑。
这些证言都是真的，也是最具杀伤力的，因为挑战了大众的道德底线。检察官最后站在道德高地上得出结论：
“默尔索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母亲”。
他在葬礼上的表现，证明他冷血无情，他和皮条客雷蒙这样的人结交，证明他毫无原则。因此他最后一次带着枪返回沙滩，肯定是蓄意的，是早有预谋的杀人。
这个推理是不是很眼熟？
历史上那些被当作魔鬼烧死的异端，大多都死于道德的审判；如今在互联网上口诛笔伐的键盘侠们，大多都站在道德审判的角度。从道德角度去攻击一个人是最容易的，不需要证据不需要逻辑，只需要了解一些片面的信息，就可以做出简单粗暴的判断：一个违背大众常识的人，必然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在这本书中，默尔索的人设是荒诞的，但他面对的世界更为荒诞。当个体的荒诞，遭遇群体的荒诞，该如何自处？默尔索选择独善其身，拒绝随波逐流、演戏作假。最终法院判决：以法兰西国民之名，将默尔索在广场上斩首示众。
默尔索是一个不喜欢演戏作假的人，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因为身体的劳累和疲惫，没有表现得足够悲伤。他出于善意帮助了邻居雷蒙，却误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被送上了审判席。在审判席上，检察官得知他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后，硬把他说成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杀手。最终默尔索在一个法制社会里，以不爱母亲的罪行被判处死刑。
在书中，他最大的罪行，不是杀人，而是挑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他保持真实，不愿意逢场作戏，因此成了社会的公敌，受到了社会的审判。这本书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总有人拒绝演戏，选择be real，也总有人口诛笔伐，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
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能够宽容地看待那些看起来特立独行的人，而不是武断地把他们划为异己。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如果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另一个人的复制版，那这个世界得有多乏味？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生长，活出自己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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