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入侵意大利，在罗马城外向他的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发起进攻。战斗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中出现闪亮的十字”，和十字一起遮天蔽日的是这行文字：“凭此十字你将克敌制胜。”于是，他用代表耶稣基督的符号（Chi-Rho），希腊语中“基督”（Christ）一词的前两个字母，装饰士兵的盾牌。第二天，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他赢得了西方。在这个占卜和幻象盛行的时代，君士坦丁相信他的能力来自基督徒的“至高无上的神”。
君士坦丁是一个粗鲁的士兵、一个神圣有远见的人、一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一个披荆斩棘争夺权力的政客。然而，一旦站在人类权力的最高峰，他想到的却是建立一个统一在同一个宗教和同一个皇帝之下的帝国。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粗脖子、鹰钩鼻，妄想症使他经常突然杀死家人和朋友。他长发披肩，戴着俗艳的手环，穿着珠光宝气的长袍，欣赏着权力的圣典。他与哲人和主教辩论，设计出美丽的建筑，并在宗教方面表现得极为大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在那一刻接受了基督教，尽管像许多盲目自信的人一样，他爱他的母亲海伦娜，而她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如果说君士坦丁的个人皈依和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经历的一样充满了戏剧性，那么他对基督教的政治接受则是循序渐进的。最重要的是，基督带来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君士坦丁所能理解的语言：耶稣基督成了胜利之神。君士坦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羔羊：他很快便以使徒的同仁(Equal of the Apostles）自居。他把自己鼓吹成受神庇护的军事将领，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罗马皇帝和希腊国王一样，经常把自己和守护神等同。君士坦丁的父亲尊奉无往不胜的太阳神，从而朝一神教迈出了一步。但是，基督教不是必然的选择——它完全是君士坦丁一时的兴起之作。公元312年，摩尼教（Manichaeanism）和密特拉教（Mithraism）的受欢迎程度不比基督教低，而君士坦丁原本很有可能选择其中一个——如果这样的话，现在的欧洲就会是密特拉教或摩尼教的欧洲。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乌斯（Licinius）在《米兰敕令》中给予了基督徒宽容和特权。但是，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五十一岁时才打败李锡尼乌斯，统一了整个帝国。他试图在他的疆域范围内强制推行基督教的贞洁，禁止异教徒献祭，取缔圣神卖淫、宗教狂欢和角斗士表演，而以战车比赛取而代之。那一年，他把首都东迁，在亚欧两洲的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一个叫“拜占庭”的希腊城镇遗址上建造了他的第二个罗马城。这个城市很快便以“君士坦丁堡”著称，它有自己的主教，现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和罗马主教、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主教一起，成为基督教的统治力量。这种新的宗教信仰与君士坦丁的新型王权相匹配。早在耶路撤冷的监督者雅各执政早期，基督教就形成了一个由长老和监督者（主教）负责地方教区的等级体系。君士坦丁发现，基督教的这种等级体系与罗马帝国的组织机构平行：一个皇帝，一个国家和一种信仰。
但是，君士坦丁刚把他的霸权和国教绑在一起，就发现基督教是分裂的：《福音书》对耶稣的本质和耶稣同上帝的关系语焉不详。耶稣是一个有着神圣特质的人，还是一个附在人身上的神？既然教会建立了，基督论就变得至关重要，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因为对基督的正确界定将决定人能否得到救赎，进入天国。在我们的世俗时代，只有关于裁减核武器和全球变暖的辩论在感情和强度上可与之匹敌。现在基督教是信仰狂热时代的民众宗教，这些问题既在大街上也在帝国官殿里争论不已。当阿里乌斯(Arius)，一个用流行的顺口溜向庞大人群传教的亚历山大里亚祭司争论说，耶稣从属于上帝，因此他身上人性多于神性时，许多认为耶稣身上神性多于人性的人因此感到沮丧。当地方长官试图镇压阿里乌斯时，他的追随者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动了暴乱。
公元325年，被教义混乱弄得愤怒困惑的君士坦丁把主教们叫过来召开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他试图强行贯彻他的解决方案：耶稣是神也是人，他和圣父是一体的。就是在尼西亚会议上，埃利亚·卡皮托利纳（耶路撒冷）的主教马卡里乌斯让君士坦丁注意到这个被忽视的小城镇的命运。君士坦丁知道埃利亚，他可能在八岁时作为皇帝戴克里先的随从之一拜访过此地。现在热衷于庆祝他在尼西亚的胜利并将他的帝国的神圣荣耀展现出来的君士坦丁大帝决定修缮这座城市，创造尤西比乌斯（凯撒利亚的主教，皇帝的传记作者）所说的“在著名的旧耶路撒冷之上建筑新的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委任了一个与耶路撒冷相称的教会作为福音摇篮。这项工作因皇帝致命的家庭纷争而加速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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