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住在高楼大厦里的精神追求,与当初住在原始部落的草蓬里时没什么区别,那么我们的课改,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绪 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的媒体竟遗忘了歌颂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电视的新闻里总频频出现那些背离了教师职业道德的画面。“教师也是人!”这种话算是对我们的安慰吗?还是为了提醒我们,去守住教师的底线!作为其中之一,你是仍旧坦然地沉溺在课本中那些关于“春蚕”与“红蜡”的诗句里?还是该扣问自己:
对于教育,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作为教师,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当凯里一幼二幼的大门快要被挤破,可还是有许多的家长心存奢望,找亲戚开后门走关系,最后却只能交高费把孩子送进了私立幼儿园;当学生早已疲于奔命在学校的应试教育,可还是不得不顶着压力去参加周末暑假的各种加强班,让本该天真无邪的童年永远成为无言的“杯具”;当一茬又一茬的大学生还在坚信着我们灌输的“教育改变命运”之信条,却面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的危险!关于这些,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你是否已经听到有种声音正在学校的上空呐喊:
教育啊,急需改革!教师啊,必须改变!

案 例
是的,新课改来了,早在15年前(2001年)《新课标》的颁布时就已经算来了。那么现实的情况又是什么呢?且以一直处于时代先锋的深圳为例。
据《广州日报》2012年8月8日报道,作为中国最开放城市里的一所名校,深圳中学早在2003年9月就开始实行“导师+辅导员”教学改革制度,依照大学的管理模式,对中学的八大学科全面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积极开展分层教学,学生可跨年级跨班级选课。2004年,深圳中学被教育部列为“全国课改实验样版校”。虽获此殊荣,然而九年一梦。2012年7月10日,深圳市教育局出台《关于深圳市初中综合课程设置的调整意见》,暂停了所有关于课程改革的方案措施,宣告深圳市课改以失败终结,从而使这个一度被美誉的课程式改革“神话”,成了教育界的倾覆之鉴。
一而再再而三的课改失败,不禁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再度迷惑:“课改的指挥棒,你到底在哪里?”

高 考
有学者曾说:课改之责,首推高考。
是的,这很明显。在当今的中国,考试已经成为所有学校“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具有异化教育目的的特点。我们的应试教育,是一种以考试为手段,以升学为目的,以分数高低论优劣的淘汰式片面知识教育,其在教育观念上具有保守性,在教育思想上具有滞后性,在教育目标上具有片面性,在教育对象上具有少数性,在教育方法上具有机械性,学校把“分数”这个手段当成目的,教师片面追求升学率,一切只为考试服务。从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发起,理论上我国已经开始推行素质教育,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必须面对“一考定终身”,各个地方从高中到初中即便是在小学,其实都在“挂羊头卖狗肉”,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教育产业化”的特点:试图“批量产出优等生”。2009年的《扬子晚报》11月有一篇《县政府红头文件抓应试》的报道很能说明问题:“凡是能够提高成绩的措施就要使,凡是能够提高升学率的方法就要用。”在今天看来,确实有些骇人听闻。
为了拯救局面,2010年教育部颁发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打下了很坚实的政策后盾,但明显是不够的,这种微弱的导向之“雨,只湿地皮不进泥土”,在非关键的点上折腾,只能是折腾学校,折腾教师,折腾学生;课改只有在录取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行才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讲,“高考”这个指挥棒不调整,一切课改或许都是徒劳的!

经 济
但是,我们只是教师,一线教师,改革录取制度显然不是我们该想更不是我们能做的事。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吧,比如教育与经济。
一讲到“钱与教育”,很容易联想到安徽省大别山的“霍山现象”。位于安徽省西部的霍山县,面积2043平方公里,人口近37万,是一个集山区、库区和革命老区为一体的国家扶贫重点县。多年来,得到了国家的经济重点支持,再加上当地政府对改革的高度重视,自2007年开始,实现教育与经济的比翼双飞,一跃成为全省教育强县、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样本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短短几年,便有如此壮举,堪称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完美结合。但是,我们贵州不是安徽,凯里也不是国家重点扶贫县!客观地讲,贵州充其量算是一个充满潜力的省份,正努力实现工业社会的转型,还面临着信息社会的挑战,“后发赶超”将是我们近期的工作重点。按照《纲要》2010年的要求,“财政性教育经费至少要占当地GDP的4%”,但我国至2012年止,全国的平均教育投入,竟平均不到3.5%;更令人尴尬的是,还有逐年走低的趋势。这0.5个百分点也就罢了,可基础教育的投入是以地方投入为主,而每个县域的GDP值不一样,发达地区的4%和我们这样欠发达地区的4%必将相去甚远。
影响教育改革的多种因素中,经济是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必须通过强有力且有实效的其他途径和方式予以教育资源的补充,特别是学校的硬件方面,其投入为新课改的推进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切实保证学校达到国家基础教育学校办学条件的硬性指标。就像目前农村小学的配置,孩子们能借助的自学渠道非常有限,正如他们连喝口纯净的水都不能得到满足时,我们又怎么敢要求他们饭前便后要洗手?幸运的是,国家的均衡发展的硬性指标出台了。但我们等来的,会不会像一次又一次的4%,在希望与失望中徘徊后,连指望的勇气都丢掉呢?

校 长
曾无数次地想,假如均衡发展验收合格了,新课改也全面铺开了,我要怎么做?我会做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这又不得不考虑到“教育行政化”的问题。
教育的“去行政化”是近几年一些专家和学者们的倡议,但离实施毕竟还有一段距离,这里不是用理想与现实来对比,而是必须用时间来磨合差距。有一点不可置否,校长是学校教育改革的责任人,手握着学校发展的风向标,绩效考核便是其披荆斩棘通往预期的利器。教育界有句俗话说得很有意思,“小的学校看校长,大的学校看文化”;在今天看来,学校大也好,小也罢,都在看成绩。“人之所受,施之于人;其之所效,不足为过矣”。可是既然要课改,只改课是肯定行不通的,得从考核的制度改起,从上级考核校长到学校考核教师的制度改起,然后才有可能悍动蒂固根深的教学制度,扭转课堂活动中“填鸭式”的失效模式带来的一系列恶劣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小社会转型和“后喻文化”对教师地位的冲击,重塑因为文章开头处所提到的那些负面事件扭曲了的教师形象与地位。历史证明,自上而下远比自下而上的改革更迅速、更有效,其力度更大面也会更广。这个方面,在我们凯里市的湾水镇是做得比较早的,中心校的王校长曾说,“不改是没希望的,索性改个透彻;从考核制度改起,从教学点的教学活动改起”,通过一年努力,目前确实也取得一定成效。“行之若远,见之必长”。要想在改革的路上持续发展,最忌“一时心热”;倘若半途而废,制度可以改回来,可民心是要不回来了,孩子们的人生更是我们谁都背负不起的。

教 师
在所有课程改革的环节中,教师是课程活动的直接实施者,对课程改革的成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我们,对于课改,都做了些什么呢?
客观地讲,教师作为课堂活动的组织者,既可以成为课改的推手,更可能会成为课改的阻力,后者则以曾经的名师和骨干为众。人都是有惰性的,要想即时求变,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这与富兰说的“人们面对改变和灭亡时,绝大多数人宁可选择灭亡也不愿改变”是一个道理。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事物以求变方能延续与生存,印证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中“矛盾运动”的真理。所以,在改革的浪潮下,我们都得变,都必须变;实际上,每个教师其实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不少,尽管你认为自己目前只停留在思想上,但这恰好是最初的,也是最关键的。教育观念是我们将课程标准落实的心理基础,是一个教师综合教学行为的思维描述,这种心理铺垫实际已经为下一步的改革行动做好了思想准备,剩下的事,就是付诸于行动的阶段了。诸如背一背新的《教育方针》,读一读《课程标准》,看一看《改革纲要》;接着试一试“拿来主义”,搞一搞“临贴破贴”,读一读“教学经典”;最后若将《心理学》与《教育学》放在床头经常去翻一翻,那么,恭喜你,你离课堂改革的成功已经不远了。当然,万事开关难,起初总是纠结的,因为我们都很慎重;过程一定是快乐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在享受,正如我放在文章最后的这个故事:
从前有两个和尚,分别住在相邻的两个庙里。两庙各居一山,二山有溪水相隔。由于两个和尚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下山去溪边挑水,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好友。时间在每天挑水中不知不觉就过了五年。后来有一天,右边那座山上的和尚发现,左边这座山上的和尚没有下山挑水 ,他想:“他大概睡过头了吧?”便不以为然。哪知第二天,左边山上的和尚,还是没有下山挑水;第三天也一样。直到过了一个月,右边那座山上的和尚,终于受不了了。他决定去拜访自己的朋友,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当他看到他的朋友之后,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老友,正在庙前打太极拳,一点也不像一个月没喝水的人。他好奇地问:“你巳经一个月没有下山挑水了,难道你可以不用喝水吗?”老朋友带着他走到庙的后院指着一口井说:“这五年来,我每天挑好水做完功课,都会抽空挖这口井。前不久终于让我挖出了井水,就不必再下山了,我可以有更多时间,练我喜欢的太极拳。”
其实,老师每天都需要喝教学之“水”;只是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师,你是否能够把握好下班后的时间,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井,积蓄继续工作的能量呢?未来有一天,当您年纪大了,您还是有“水”可喝,而且喝得很悠闲!

“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井”!关于课程改革,也许这是我们每个教师甚至是每个公民都必须做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胡 应
二0一七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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