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上海话：上海话的文化生态结构 （2）——现代汉语存在的弊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开埠形成的上海，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产物，那么我们就要用全球一体化视角去看待上海以及“上海话”。这里先要定义一下“上海话”的概念，这里讲的“上海话”不是指上海人讲的话，而是特指上海老市区里的，主导上海经济、文化、政治的人，以及绝大多数人使用语言。
我们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程度高的、非英语国家或者地区，其语言都会形成“多语言+母语融合”的结构。在这样的国家或者地区中，主导当地经济、文化、政治的人，一般都受过比较高的教育，TA们的语言组成是：第一语言+母语，在工作中，主要使用第一语言，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自己母语，有些可能在生活中也是用第一语言，母语变成掌握，但是很少用，甚至不用的语言。这样的人在TA们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中，处在比较高端的位置，TA们的语言习惯就会影响到周边一般大众，这部分人在与一般大众的沟通中，也会使用母语，但是，会把第一语言中的词汇直接融入母语中，于是，在一般大众使用的母语中，融入大量的外来语言，这样语言融合的现象就发生了。
这种语言融合的现象，在香港就比较明显。香港人与广州人讲的都是广东话，差别在于，香港人讲的广东话里有很多广州人听不懂的英语单词，英语在香港就是香港主流人群使用的第一语言。这种现象在韩国也存在。看过韩剧的朋友也许会发现，韩剧中不少对白也存在着很多英语，虽然，TA们的发音把英语发得也像韩语一样，听不大清楚。但是，仔细听还是能发现，韩语中有不少英语单词原音、原意的直接使用。这种语言融合的现象与韩国全球化程度高有直接关系。
“上海话”的形成，基本上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构，而且比这更为复杂。
上海开埠后之所以能够在五个通商口岸中脱颖而出，不仅仅是上海的地理位置，更为主要的是，上海本地文化并不强势，本地人口数量也不足，而且在英法租界周围的人口密度也不高。这就造成了上海开埠以后，西方的文化、经济以及人口，在新的上海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与作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上海人，全是来自西方的“外国上海人”，英语、法语是最早的“上海话”，之后又有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上海，更多留学海外的中国人也来到上海，这些人主导了当时上海的经济、文化、政治。因为大英帝国在当时的地位，英语成了大家可以共同交流的语言，这不仅仅发生在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使用英语交流也远不比使用汉语来得方便，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宋庆龄与孙中山，宋庆龄是上海本地人会讲上海本地话，孙中山是广东人讲粤语，能想象用上海本地话与粤语之间的沟通吗？那是超级困难的，好在两人都精通英语，英语就是两人之间沟通的第一语言。两人留下的很多文献都是英语的，据说又一次周恩来要宋庆龄写一篇纪念孙中山的文章，宋庆龄居然是用英文写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埠后形成的上海，其最早出现的“上海话”是英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一直都是上海上层社会的第一语言。严格地说“上海话”包括了：英语“上海话”与非英语“上海话”两部分组成。那么费英语的“上海话”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海开埠后，新的西式经济发展了起来，当地上海本地人的人口不足，从江浙吸引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都有自己母语，从浙江宁波来的宁波话是其母语，从江苏苏州来的苏州话就是其母语，这些江浙外来人口到了上海以后，各自的方言不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于是，在交往沟通中，语言就会妥协、融合。于是，非英语的“上海话”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讲的上海话，都能从江浙一带的吴语中找到各自的发音与用法。那些使用非英语“上海话”的人，TA来到上海后，不是独立生存在，主要生存在使用英语“上海话”的人周围，而且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于是，英语也大量的融入非英语“上海话”，这样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上海话”。
现在有人研究上海话，发现比较有特色的上海话，几乎都是来自英语，比如，上海人喜欢用“ge”这个音，ge马路、ge苗头、ge头寸、ge进去、ge出来、ge姘头，这个ge，来自英语的万能动词get；上海人讲的十三点，来自英语society；那个在全国都有名的骂人话：巴子，乡巴子、台巴子，这个巴子来自英语barbarian。而且，各行各业的老师傅的用的专业用词也几乎都是英语。
英语在“上海话”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英语“上海话”中承载着给海派文化提供现代世界文化的作用，没有现代世界文化，海派文化也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非英语的“上海话”只是“上海话”的一部，只有包含了英语“上海话”的“上海话”才是真正完整的，能够充分、完整承载海派文化的“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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