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比《尚书》中讲的"知易行难"更加拔高了"行"的地位，不仅仅是孰易孰难的问题，而是脱离了"行"的"知"根本称不上"知"，也就是所说的"知行合一"。现在这句话依旧很有用，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把"知"看的很重要，而在"行"上交了白卷，感觉懂得很多道理，会像圣人一样劝别人，自己却依旧过不好生活，并像傻子一样折磨自己。
在很多时候，知识被看的过于神圣。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连不识字的老农都十分爱惜字纸，饱读诗书的人在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但现在来看，许多穷酸腐儒脑子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无用的，只会寻章摘句的行走的书柜到处都是，他们对于生活没有多少原创的感悟，对于自然界也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所有的知识都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所有的感情都是借助别人的方式表达。
喜欢在故纸堆里研究而忽略活生生的事实是一种通病，研究市场的经济学家可能基本的菜价都不知道。而讲解诗词的书籍，装帧复古，文字隽永，作者们坐在江南的雨巷中，煮一杯茶，焚一炉香，靠在舒服的椅子上，拿起古人留下来的词句开始丰富自己的感情世界，再找一些忧郁的词汇，琢磨一些排比句，便出了一本书。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写不出哪些词句的，没有经历过异乡漂泊、没有感触过国破家亡、没有见识过大千景致、没有目睹过生灵涂炭、没有体会过相思之苦、没有见到过金戈铁马，知识只从纸上得来，自然是不够深刻，也承载不了深厚的情感。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学者们研究先贤著作也有先天的不足，高华在一片文章中提到，理解活生生现实生活的能力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功，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四书》作注一直被奉为经典，两人本身就是一方父母官，书中有些章节是在白天带领军民抗洪，晚上在帐篷里写出来的，比起衣食无忧的教授们，他们无疑更能体会圣人的叹谓，与其说是作注，其实是一种结合和创造。
达芬奇曾言，能创造发明的和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做翻译的人，比起那些只会背诵旁人的书而大肆吹嘘的人，就如同一件对着镜子的东西比起它在镜子里所生的印象，一个本身是实在的东西，而另一个是空幻的。
中国大多数人之前对待西方科技知识，先视作洪水猛兽，继而当作巫术去理解，再后来当成一种宗教，拜倒在它面前，连政府拍脑门的各种决策都想披上科学的外衣，而知识只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的过程。知识，是民主和平等的事业，不同于红头文件和《古兰经》，不需要凭借发表者的身份使人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拿去验证，在中国几千年尊卑有序的框架下，很难产生真正的科学，也造成了知识被看的过于神圣，才子袁枚曾讲过，三年可出一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一个好火腿。
在观念上拔高知识，并不意味着愿意用知识理性的指导生活。人是很擅长做这种事情的，一个人白天学习进化论并深信不移，晚上就可能去教堂祷告，现代社会把各种宗教的神扫地出门，却又开了扇窗把他们迎回来，总统们隆重的就职宣誓就把手放在纯属虚构的《圣经》上面。
每个人在生活中要做很多选择，越是深谙世事的人，越会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知识。现在大多数政府都在高喊着控制全球变暖，但行动远不如口号那么有诚意，在透支后世的资源的时候寄希望于科技发展能更好的解决现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空头的承诺，把包袱甩给了后面的执政者。在《纸牌屋》中有一个片段，俄总统拒绝释放一个在俄宣扬同性恋的美国人，在和美国总统交涉的过程中，那个总统谈到他本人并不反对同性恋，甚至他的侄子就是，但全国大部分人都不是，他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不能显示出丝毫的妥协，最终把一个生命逼死在监狱中。在输掉第一场伊松佐河战役后，意大利的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可以承认决策犯了错误，讲和在当时来看是肯定可以达成的，但这些政客怎么去面对一万五千名意大利士兵，告诉家人他们死于决策错误而毫无意义？政客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他们为了让之前的战争有意义而打了第二场战役，并失去了四万人，政客们继续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经济上也能看到这样的例子，1999年苏格兰决定建造一座新的议会大厦，预计施工两年，预算4000万英镑，但到头来施工长达五年，成本高达四亿英镑，每次承包商增加预算的时候，政府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投入了几千万英镑，如果停手，只能得到一个烂尾工程，在人民心中威信会彻底扫地，还是再拨些钱吧。"
知识很有用是共识，但它在做选择的时候并没有派上用场，大家宁愿继续痛苦，也不能承认过去的痛苦没有意义。
二〇一八年四月 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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