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世纪的东亚，在北宋王朝的周边还同时存在着，北面已立国百余年的大辽、据有新疆以及部分中亚的高昌回鹘、世居青藏高原的吐蕃、割据云贵川的大理和迅速崛起于宁夏甘肃的西夏五个主要政权。其中，高昌回鹘是回鹘人的一支在唐王朝灭亡后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建立的，但本世纪在名义上同时向强大的辽国和北宋称臣。统一的吐蕃王朝公元842年已经解体，本世纪分散在青藏高原各地的割据势力已无力角逐中原。段氏大理国建立于公元937年，因赵匡胤南征时止步于天堑大渡河而得以继续保持独立，后被高氏家族所操控。东亚地区在本世纪的主要冲突是在东部和北部的宋、辽和西夏三强之间进行的。

三强之中，已立国40年的北宋（别于1127年江南建立的赵宋政权）疆域主要包括今我国中原及东南地区，远至新疆的西北和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也在其影响之下，但未进行有效管理；在本世纪先后历真宗（977至1022年）、仁宗（1022至1063年）、英宗（1063至1067年）、神宗（1067至1085年）和哲宗（1085至1100年）五位皇帝。其中，宋真宗和仁宗时期的北宋在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远超“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和活字印刷术都成熟于这一时期，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也对指南针的四种使用方法进行了更全面的描述，但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软弱使真宗和仁宗二帝无法担当得起“盛世”的荣誉，后期更是在守成中积弊丛生、国库空虚。宋英宗虽英明睿智、立志改革，但英年早逝。宋神宗继位后克服各种阻力，积极支持王安石等进行变法改革，使国力有了较大恢复，并在与西夏的对抗中逐渐占据主动。但在宋神宗死后，以司马光、苏轼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全面废止了神宗时代的改革措施。1093年宋哲宗亲政后，部分恢复了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使大宋王朝重现生机，但却又深陷支持与反对变法的“新旧”两派之间的“党争”，在政治内耗中埋下了北宋王朝灭亡的祸根。

三强之中，已立国85年的辽国疆域主要包括中国东北、内蒙、河北、山西及新疆和外蒙部分地区；在本世纪先后历圣宗（983至1031年）、兴宗（1031至1055年）、道宗（1055至1101年）三位皇帝。1004年，萧太后亲征北宋，与宋真宗在今河南濮阳展开决战；迫使宋真宗在胜负未分的情况下不顾寇准等人的反对，签下了“澶渊之盟”；约定两国今后以兄弟相称，但北宋王朝需每年向辽“纳贡”绢20万匹、银10万两。这一数字于1042年在辽国的要求下又有所增加。在这一盟约直至1125年辽国被金国灭亡都得到了较好执行，两国再无大的战事。1009年，亲政的辽圣宗基本上延续了萧太后的执政措施，对内力选拔人才、知人善任；对外于1013年东征海拉尔一带的室韦（蒙族先人）、于1028年西征甘肃的回鹘人，使大辽国疆域达到了顶峰。辽兴宗继位后，奸佞当权、政治腐败、军队衰弱，两征西夏更是劳而无功、损失惨重，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辽道宗即位后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不理朝政、重用奸佞、政治腐败，虽然成功镇压了1063年耶律重元父子和1081年耶律乙辛的两次叛乱，但在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土地兼并加剧，百姓痛苦不堪，国势逐渐衰落。

三强之中，西夏建国最晚。早在唐朝初年，西北党项族的首领拓跋赤辞便已投降大唐，被赐姓李，部族迁徙到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后因助唐剿灭“黄巢起义”有功，拓跋赤辞的后人被封为夏国公，逐渐成为割据西北的藩镇势力。宋朝初年，党项族原本同样归附了被宋，但不久内部分裂，部分族人在李继迁的带领下立国抗宋。1032年，李继迁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基础上于1036年创立西夏文字。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鼎盛时期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疆域包括今天宁夏，及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是继契丹人之后大宋王朝在西北面的又一强敌。对于西夏的擅自独立，北宋自然不能容忍，而西夏在宋辽两国交界地区的开疆扩土亦不能为辽国所容。

1041年，北宋首先派出远征军征讨西夏，但在今宁夏同心县进行的好水川战役中遭到李元昊率领的10万骑兵伏击、惨败。次年两国再战，虽互有胜负，但西夏再也无力东扩。

1044年，辽兴宗率10万精锐御驾亲征西夏，但在河曲之战中同样被李元昊所击败。宋、辽和西夏三强鼎立的局面自此基本确立。同年，北宋与西夏达成“庆历和议”：西夏承认北宋的宗主地位并将攻占的北宋土地全部归还北宋，北宋每年赐给西夏大量金钱、绢和茶叶等。但辽夏之间的战争并未停止。1048年，李元昊被儿子杀死。辽兴宗于次年分兵三路进攻西夏，但收获甚微。此后不久，西夏因太后乱政陷入混乱。因王安石变法而国力增强的北宋起兵攻夏，在1072年的熙河战役中夺回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取得了北宋八十余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1081年后，两国再度数次交战，西夏虽然多次击溃宋军，但因与宋朝贸易中断，经济衰退、国力大损。1099年，辽道宗遣使毒杀了擅权的西夏小梁太后等人，还政于皇帝李乾顺；西夏向宋朝请罪，两国再度言和。

从现代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宋辽与宋夏之间的关系有着本质区别。

由于辽建国早于北宋，因此宋辽之间应当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毕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华文明是分裂为数个组成部分的。宋辽之争是一种开疆扩土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如果认可了这种国与国的关系，我们再用当今国家关系的视角来思考北宋对辽国的纳贡，就不应简单理解为一种软弱，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援助，通过经济援助来稳定两国关系，维护和平、共同发展。这种情况在当今国家关系中是可以找到实际例子的。如果是这样，澶渊之盟对于国力还不十分强大的北宋来说，似乎也是一种能够被接受的选择，毕竟两着之间定义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兄弟”关系，且其后100多年两国再无征战，两国之间的经济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对于这一点，辽国也是十分认可的。以至于宋仁宗去世时，辽道宗痛苦不已，下令修衣冠冢以示怀念。

由于西夏是从北宋独立出去的，所以北宋和西夏之争本质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基于这一前提，西夏的擅自独立自然是北宋不能容忍的，所以才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数次进行讨伐；即便是通过赐给大量金钱、绢和茶叶，也必须要求西夏必须取消皇帝称号，只能称地方首领——西夏主。在这一关键点上，北宋是长期坚持的。其中的深刻含义，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由于，辽同样号称对西夏之地拥有主权，所以辽在西夏的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与北宋基本一样。

1000多年前，东北亚的这种国与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对于今日的世界和今日的东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虽然我们渴望中华文明的任何朝代都能够如盛唐般光耀四方，但毕竟在一段具体的历史时间里，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力是有限的。从这点看，当时还不够强大的北宋能够审时度势，既坚持原则——国家主权，又能够灵活变通——经济援助，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值得我们对其历史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义的。

当然，这种忍让导致的灭国也必须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其中“度”的把握，何时由“守成”向“光耀四方”是一个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历史才能做出正确的评判。

《世界历史六千年》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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