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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
3年后，父亲郁企曾积劳成疾，死于38岁的年纪。6岁的姐姐被迫做了童养媳。
1937年12月31日，郁达夫的母亲被日军困在家中，饿死。
1939年11月23日，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被汪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公寓门前。（抗战中司法界为国牺牲的第一人）终年55岁。
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于武吉丁宜郊外名叫丹戎革岱的荒野中。（据有人考究是掐死的，不是枪杀）终年50岁。
这是一个人及其家庭在战争年代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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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郁达夫与孙荃结婚。
1927年6月5日晚，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订婚。
1940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协议离婚。
1943年9月，郁达夫化名赵廉与印尼华侨陈连有结婚。
普遍认为，郁达夫第一次婚姻是因为父母之命，第二次婚姻是因为郁达夫炽烈的追求，第三次婚姻是为了掩日军耳目。
这是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3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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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郁达夫的人生与生死，创造社四巨头之一，郁达夫生前好友郭沫若回忆说：“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
1978年3月29日，孙荃逝世。弥留之际，她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终年81岁。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也不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写到我……这一切的一切，已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王映霞在1989年2月的回忆里写到。
1992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接受了媒体采访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致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列举郭沫若、孙荃、王映霞、郁飞这四人对于郁达夫与自己生活的盖棺定论，曾经1915年20岁的郁达夫在诗中就感叹了对于自己百千年后的大历史观：“我生虽晚犹今日，此后沧桑变正多。千载盖棺良史笔，老夫功罪果如何。”
所以，动笔写郁达夫之前，我看了很多有关郁达夫的传记、评论等，大都集中在了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情上，对于孙荃这样一个处于新旧交替婚姻观的尴尬处境，也是在类比鲁迅之于朱安、徐志摩之于张幼仪等一系列民国过渡阶段的婚姻悲剧，对于郁达夫最终的横死也算“细行不俭，大节无亏”而已。
对于孙荃，郁达夫确实喜欢的是她的文采。“这女子的才气能压倒前清的老秀才。”郁达夫这么说过。
对于王映霞，我倒是同意“她只是一个俗气的肥美女人”而已。民国像郁达夫、胡适等文人都奇特的迷恋着“丰美肥白的肉体”，颇有大唐时期文人对女性的追求标准。
我引一段民国颇得鲁迅青睐的除去萧红第二的女作家白薇的《回忆郁达夫》里的一段描写王映霞的：“不知什么时候他爱上了王映霞，有一次，我们三四个女青年坐在一桌吃完饭，郁达夫走过来没有说话，便拉了王映霞的手走出去了。第二天王映霞穿起了漂亮的旗袍和高跟鞋来到食堂，大家叫她‘达夫太太’，真是‘特别快车’。王映霞并不是文人，也不十分美俏，只是会安排生活，这说明郁达夫先生是个实在的人，他生活上确实需要一个能干、会过日子的内助，他并不是采花的浪漫公子。”
这里我想说的是，王映霞的美经过郁达夫笔下的描绘与日记里的袒露，才显得那么独一无二。某种意义上，就如王映霞自己说的，是郁达夫成就了后来人尽皆知的王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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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非要讲述一个关于郁达夫的故事，从哪一个截点开始就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郁达夫与孙荃的长女郁黎民在自己的回忆录《我这一生》中引了4首在父亲郁达夫殉难60周年纪念大会时自己写的4首绝句的第二首的最后两句：“绝世聪明绝世痴，毁家犹记血凝诗。”这两句是点明了最终导致郁王二人离婚的是郁达夫1939年3月5日在《大风》杂志发表诗集《毁家诗纪》，叙述家庭矛盾经过引起的。
这本诗集对自己与王映霞的婚变经历做了详细的记载，其中加上了郁达夫写作特有的风格即纪实与想象的结合，扬“家丑”，斥责王映霞的不贞给自己带来的精神苦闷。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对于他好友的这个举动是十分不认同的：“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为了一种病态了……公平的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而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
长女郁黎民和好友郭沫若以及很多传记评论学者都认为发表《毁家诗记》是导致郁王离婚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为此王映霞气氛难当，也给《大风》杂志写了两封信和《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共4篇文章，从自己的角度侧面解读了郁达夫主观情感夸张想象后的《毁家诗记》。并向郁达夫连续3次提出了“无条件离婚”的决绝要求。
在王映霞的自传里我看到了那4篇文章，“无赖文人”、“包了人皮的走兽存在着”来形容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给自己带来的气氛。王映霞决定不再忍受他“十二年”来的种种无赖行为了，她例举，比如：
1，自己9个月身孕时，郁达夫窃取了我银行500元存款，逃回去与离居了3年的孙荃同居在一处。十日过后钱用完了才回来。
2，郁达夫因怀疑王映霞与朋友A女士有同性恋行为而气愤出走，在外逛玩了半个月，并痛骂王映霞与A女士，引起上海新闻界轰动，好友王独清曾为此打抱不平。据此灵感，郁达夫写了《他是一个弱女子》，他自认这是失败之作，所有作品中最恶劣的一篇。
3，他断绝与旧女人的唯一方法是骂他某日与某人在何处开旅馆的同样方法来骂她。王映霞称这为“凶恶的手段”。
在《请看事实》里王映霞说当时“在星港间……（郁达夫）禁止（她）提笔，禁止出游，禁止擅自接见朋友的高压下，所以连写一封信也不得不'偷偷的'了”
信中接写：“敌人是有一天会得败退，中国也当然有一天会强起来，只有我那过去的怨恨，任他怎样自知悔改，怎样奉我为神，我怕总难以因一时的欢乐而消逝！”
于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实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郁达夫确实并非是一个好的丈夫，但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情人，这是像徐志摩们等诗人的通病。
《王映霞自传》里回忆说自己当年提出离婚“实在还是对他的一种试探”。
1940年3月，郁达夫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王映霞作为“最后一次的试探”，王提出3个孩子：“由我来管，请你负担教养费用”的建议，但是“他不愿意接受我的建议，他切段了我和他中间仅有的一条可以联系的线。”
这期间，王映霞等到5月份才拿到锁在郁达夫保险箱里的出国的护照。就在3月到5月这一个月的时光里，王映霞或许真的是在等待郁达夫识破她的“试探”，但是郁达夫也好像在等待王映霞回心转意。
其实，婚姻中关于“提出离婚“这4个词的背后也是情感很微妙的。是“试探”还是“决绝”，拿捏不好。
在王映霞给郁达夫的最后一封信上，她这样写到：“你我结婚12年……当你我共同生活初时，你不但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给予我许多未曾偿清的债务。就是后来的十二年里，在家庭的经济上，我亦曾作过许多东凑西补的安排。而今天我所留给你，债务是没有的，你已经有足够开支的固定收入。”
而后王映霞简单交待了生活：“你的日常用品和衣服之类，全都放在原处未动。另外还有几套新的衣裤，是我在前些日子里为你敢做成的，你应该自己处理。”
从这“安排生活”的几句话上我相信了王映霞的“离婚试探”可能真有此意。但终究是各行一路了。
如果说发表《毁家诗纪》是压死郁王婚姻最后的一颗稻草，那在之前郁达夫发表《日记九种》就是促成了这颗稻草的萌芽，甚至这颗稻草已经成型，就看当时王映霞的选择了。只不过第一次王选择了忍耐，最后一次王选择了反抗而已。
在这本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对于旧女人与新爱情之间的纠结。这表达了郁达夫自己的矛盾状态，即对于包办婚姻，是置身于一种从与不从之间的。而民国的徐志摩是先从的，鲁迅就是坚决不从的。这是处于民国过渡时段的缘故，一切都是置身于两难的困境中，一切都有双重标准。男人的老婆也普遍这样，旧家一个，新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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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记九种》里，郁达夫表露了自己从与不从的心态和纠结。最纠结的莫过于1927这一整年了。
1927年2月27日日记中载：“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但映霞丰肥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向晚的时候，坐电车回来，过天后宫桥的那一刹那，我竟忍不住哭起来了。啊啊，这可诅咒的命运，这不可解的人生。我只愿意早一天死。”
1927年3月11日日记中记载：“映霞在我的寝室看了我这日记，大发脾气，写了一封信痛责我，我真是苦极了。……回来之后，又写了一封信给她，万一她再这样的苦我，我也只有一死。我决不愿意受这一种苦了。”
1937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一边抱拥了映霞，在享很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独演了。”
1927年7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昨天接到荃君的来信，又觉得心里发火。但无论如何，她总是一个弱女子，我总要为她和映霞两人，牺牲我的一切。现在牺牲的路径已经决定了，我只需要按照这样做去就行……一路上坐黄包车回来，颇感到了身世的不安，原因似乎在北京荃君给我的威胁信上。我想万一事不如意，情愿和映霞两人踏海而死。”
我所截取的这《日记九种》中的4天内容，有3天郁达夫最终情感宣泄的落脚点是“死亡”，因为夹在了前妻孙荃和情人王映霞之间。可以清晰地看到郁达夫的纠结，对于孙荃的威胁是气愤的，也是无奈的。对于王映霞发现日记，看到自己对她情感的抱怨甚至是诋毁的态度，极力挽救的情态。
后来，孙荃对于这件事也无可奈何了。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曾写过：“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有您的妻儿啊！”而郁达夫所谓的“牺牲路径”，想来该是一种对孙荃的漠然吧。
所以，对于郁达夫和王映霞最终的婚姻悲剧，首先必须肯定的是他们爱情的唯美与疯狂。其次，对于他们婚姻走向殊途，我认为并不能全怪郁达夫，最简单的道理，一个巴掌往往是拍不响的。
首先，《日记九种》的暴露是郁达夫求爱不顺的发泄。它是日记，记录当然要真实。之于发表，是郁达夫用稿费和版税填补家用。这个类似的包括像鲁迅出版与许广平的日记集子，徐志摩出版自己的书信集是一个概念。实在近期写不出什么换钱，那就把自己的书信日记出版了吧。日记出版的双刃剑的另一面就是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和夸张想象遭到大量非议。
其次，《毁家诗纪》中郁达夫怀疑王映霞与许绍棠，隐藏着怀疑她与戴笠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王映霞解释过自己与许绍棠的那些信是帮着他介绍对象的，并非情书。后者这个事情，晚年的诗人汪静之，曾与郁王二人交往亲密，王映霞与汪的妻子符竹因是同学，王曾向符竹因借汪静之充当她的丈夫去医院打胎，而这件事汪静之没有告诉郁达夫，郁达夫也不知道。汪静之说当年王映霞去戴笠的豪宅过夜，她们的儿子郁飞很不高兴，王的母亲也证实了她一夜未归。所以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王映霞与戴笠一夜情的结果。与郁达夫离婚后王映霞飞往重庆的工作和生活也都是靠着戴笠的安排。这也侧面证实了王戴二人的关系并非一般。
当年汪考虑到郁达夫张扬的性格和戴笠的杀人狂魔的外号，出于保护原则，直到当事人都死了，才珊珊写出那篇《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一文为当年的郁达夫打抱不平。所以，郁达夫的《毁家诗纪》并非捕风捉影，但它的暴露激烈的风格中伤了王映霞自《日记九种》之后忍耐下来的愤怒。终于如一颗核弹一样爆成离婚。
最后，两个巴掌拍响后的婚姻破裂了。事后，郁达夫写诗苦痛地言道：“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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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一生的截点可能就是郁王离婚。而后王映霞回国，郁达夫则是去了马来西亚，躲避日军到了苏门答腊，怕日军发现化名赵廉当翻译，掩人耳目开酒厂当老板，暗中掩护拯救华人。最终告密被杀，身死异乡。最终获得一句“细行不俭，大节无亏”的中庸评价。可以说是用最后的气节与横死挽救了些许自己在婚恋上的“不检点”。
爱的轰轰烈烈，死的莫名其妙。郁达夫的人生就是一出标准的悲剧。就像郭沫若慨叹的那样：“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是的 ，是一出罕见的悲剧。
郁达夫曾多次手书清人龚自珍此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用来比照自己的性格和人生。
比起这首他人所作的诗歌自比，郁达夫自己有首《钓台题壁》是郁诗中当属第一的一首，也是描述自己性情与家国悲亡，风流与国殇的完美结合，可以看作是郁达夫一生的写照，呼应那句他人评价郁达夫的“细行不俭，大节无亏”的话，也可以说是郁达夫用这首诗预言了自己的一生：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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