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夏日的晌午,我歪在躺椅上,读到这首诗,干脆把书盖在脸上。阳台上花开的正好,香气袭人,记忆里那位老人便在此时缓缓走到我身边,爷爷抚摸着我的头,想要和我讲一段往事听。
童年里听到最多的故事,便是关于爷爷的了,他倒也不是什么伟人,没有什么光荣伟迹可传颂。只是他的那个地主身份特殊了一些,于是,常常被人津津乐道。
地主,在今日说起来是笑谈,但在当年却是腥风血雨,我喜欢听那个年代的事情,对我来说,那是好听的故事。每次听大人讲完,我就猫着腰,在爷爷屋子里乱翻,期待能找到些代表地主身份的物件来,让我也开开眼。
事实上,爷爷家所有的物件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唯一旁人家没有的就是枕上的那对瓷猫和一个不知什么材质做的酒壶。
那酒壶做的不够精致,但胜在轻巧便利,是个奶嘴的样式,灌好酒,滋溜滋溜那么一吸,美着呢。做完什么活,爷爷总会烫一壶酒,嘬上几口后,就躺在瓷猫上,心满意足地睡去。
那对瓷猫枕上去,又冰又硬,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拿来当枕头。瓷猫是空心的,最下面有个小小的眼,有一只瓷猫晃起来,叮叮当当的响。我常常把瓷猫拿起来,从小小的眼中向里望,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但金属与瓷器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实在很好听。童年里,我一度抱着这只瓷猫,坚信里面藏了我没见过的宝贝。
要我奶奶说起来,爷爷这地主的身份,当的十分委屈。当年的他争强好胜,心气又高,人也聪明,得了收入不胡吃海喝,都用来买地。买了地,挣了钱,再去买地,家里日子越过越好。别人家吃不上饭,可爷爷家的粮仓永远都是满满当当。
那个年代,家里孩子普遍多,吃不上饭的人家,就会把孩子偷偷丢掉或者卖掉。有个本家的孩子,要被他父母丢掉,爷爷不忍心,就接到自己家养了起来。家里添了吃饭的男娃,自然要更卖力气。
后来,闹了土地革命,家里的地是按人口比例来划分。爷爷接济的那个孩子在家人怂恿下回了自己家。爷爷家地比人多,自然而然被划了地主成分。
时隔多年,大人说起来,还总是会愤愤不平,痛骂那家人的恩将仇报。唯独爷爷看的淡然,吸着大烟斗,从不提及往事。那些陈年记忆的出入和历史的是是非非暂且不谈,单单想,爷爷背着地主的成分,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用自己的一双手来养活七个孩子和一大家,给六个儿子们娶妻盖房,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我是打小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孩子,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爷爷一声抱怨,无论什么样的事,一句抱怨都不曾听过。
爷爷四方的院子后面,他自己开辟了一座小花园。里面种了绿绿的扫帚草,扫帚草能长半人高,蓬蓬的,圆圆的,嫩的时候能入菜。到了秋天,一下子长成了火红的颜色,爷爷就细细地绑起来,做成扫帚,扫个院子,好用着呢。
扫帚草的空隙,爷爷专门撒了毛毛花,毛毛花是我们的方言,学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但那花,我特别有印象。叶子又单又薄,开出的花也怯怯的,颜色却很明艳,粉的,黄的,红的,白的,有些特殊的花瓣把几种颜色长到了一起。你随便掐一枝,无论插在哪,都能好端端地活下去。秋天结出来的种子又是数不清的小颗粒,像吃过的中药小药粒,风吹在哪,就长在哪。整个后花园,都是这花,开的拥挤而艳丽。
后花园的墙根,摆放着几个齐齐整整的蜂箱,里面是爷爷专门养的蜜蜂。人老了,也闲不住,权当自己找个活占个心事。
每天早上,爷爷都起的很早,他戴着大大的斗笠,斗笠上垂下长长的白面纱,像极了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我跟在爷爷的后面蹦蹦跳跳来到小花园,爷爷走到蜂箱前,我就躲的远远地。不知是我美化了记忆,还是确有其事,我清晰的看见金色的小蜜蜂停在花上,纤细的腿沾满了黄色的花粉,那样美好的一幕被我切割了下来,停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最甜的时候是割蜜甩蜜,爷爷家有个几人抱不住的大桶,专门用来盛蜜的。爷爷和奶奶把蜂箱里的蜂巢使劲往桶里一甩,那金色的蜂蜜就粘粘稠稠的流了下来。割下来的蜂蜜是不能立马就吃的,需要一遍遍过滤,一遍遍沉淀,最后什么杂质都没了,才能装瓶。家里的蜜从来不卖,装好瓶,爷爷奶奶就给七个孩子家,一家一家的送。有邻居来讨蜜的,直接装一瓶就走。
小时候嘴馋,家也没什么零食,爷爷就给我塞个大白馒头,一口馒头蘸一口蜜,甜到心尖了。蘸不完的蜂蜜,爷爷往碗里冲上水,咕咚咕咚的能喝好几碗,又败火又有营养。
爷爷兴致好了,就用砖头支个小灶,我忙着收拾点树枝,爷爷把那蜂蜜倒进去,小火慢慢地熬,熬出晶晶亮的糖稀。我折了柳树枝,搓了皮,把那糖稀搅起来,简直是童年的美味。
那蜜啊,甜了我整个童年,每次想爸爸,想妈妈,爷爷就会给我塞罐蜜吃。这么说来,我还真是从小在蜜罐中长大的孩子。
如今,我童年的这些事说给我的女儿听,她也开始当故事听,当年听故事的人在,给我做蜜吃的老人却不在了。
总是想,在天堂那边,应该也有那么一大片花田,那位戴着斗笠,披着白纱的老人,应该在那边过的很好。
网友评论
记忆的人啊,像漏斗的沙子,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