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是徐晓对几位亲人、朋友往事的回忆。半生，从出生算起到目前，实际是前半生。后半生还没过，所以写不进回忆录。换个算法，如果已经历的岁月为“一生”，那徐晓和他的朋友们，是半生为鬼的，至少不是人。当然，在我们这个人民哭豺狼笑的国度，说一生为奴，或一生为鬼，恐怕都不过分。鬼也分三六九等，在轮回六道的凡鬼那里，别说阎王判官，就是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也不啻神仙的！
徐晓的这些朋友们，北岛、芒克诸位，多跟文艺相关，将来修国史，如入《儒林传》，是对他们价值的错估，因为他们的文艺不是粉饰的而是批判的，入《文苑传》，是对他们价值的低估，因为他们的文艺不是悦人耳目的而是直指人心的，尤其是周郿英、赵一凡，他们入的大概须是《侠客传》。
周郿英是徐晓的丈夫，对文化的大革命开始时，是北京六十五中高三的学生，自1956年患病接受放射治疗，几十年饱受放射性肠炎和粘连性肠梗阻折磨，因身体不好，没有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于是多年忙于看望同学和朋友的父母，忙于为那些急于回家探亲和不想马上离京的打假电报、开假假条，忙于接站、送站。1975年，他的高中同学在内蒙为知青打抱不平，涉嫌命案，且有反林、反四言论，数人身陷囹圄。他积极上访，手自修改上访材料，促使北京军区派员调查，案情转折，一些同学被释放。他帮朋友躲避追查、打官司、甚至调节恋爱、婚姻的矛盾纠纷，被误解、遭埋怨，时有发生，无怨无悔。他后来对徐晓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受了伤，没有别的办法，一个人舔干净伤口，然后若无其事地站起来。
有一次过年，接济一位工人二十元钱，过年后发现那位工人穿了件新衣服，忍不住说，钱是给孩子改善生活的，不是给你买衣服的。没过几天，那位工人死活把钱还给了他。时隔多年，他告诉徐晓：“你不知道当时我多恨自己，我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他也是个人，别人能穿新衣服为什么他就不能？就因为他穷；他也是个男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为什么没权利决定自己能不能穿一件新衣服？就因为钱是别人的，钱是我的；就因为我还拿得出二十块钱，我就有资格教训他，伤他的自尊，我成了什么人了！可你知道他的三个孩子多惨……”他的忏悔没有丝毫的委屈和抱怨。结婚六年，终于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楼房，他却说住阁楼和住楼房没什么区别……
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我认为他是个侠客。据钱穆、余英时等先生的考察，侠，源自战国时期的武士阶层，早起有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这样的卿相之侠，也有朱家、郭解之流的布衣之侠，这种侠不是个别武士，而是赡养武士的领袖。战国时，侠到处流动找饭吃，建汉后，侠开始扎根乡里，士族化，有了恒产有了恒心，游侠就变成了豪侠。汉朝独尊儒术，豪侠也由“侠”而“儒”，成为具有“武化”背景的士族或豪族。许多出自尚武豪族的儒生，不免为“侠”的道德风气所浸润，所以很多东汉士大夫具有“侠”的精神，张堪、廉范，振危急、赴险厄，临财忘施，都以气侠立名当世。直到隋唐之际，战乱频仍，尤其北方，接近胡境，任侠尚武，风气尚旺。唐代以下，失去了宗族、乡党、宾客之类的社会基础，“侠”主要成为个人的活动，“侠”的观念也与“武”逐渐分开，而成为一种精神气概。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许多儒生文士也获得了“任侠”的声名，清末，“侠气”与现代革命精神合流，从甘为变法流血之始的谭嗣同，到为建立民国牺牲的鉴湖女侠秋瑾，在无数革命先烈的身上，我们似乎都可看到“侠”的现代影子。
太史公为《游侠列传》，赞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取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以仁与义的标准衡量，周郿英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赵一凡身有残疾，在公开出版和手抄的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的时代里，谁也不敢公开读、传，他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下功夫寻书，然后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只此一项，已是莫大功德！
巧合的是，周郿英、赵一凡的病，经都拜误诊所赐。周郿英后来病发，在急诊室楼道躺了三天两夜，高烧不退，医院却认定为晚期癌症，拒绝收他入院，结果肠瘻居然烂穿了肚皮，后边几年，他要忍受的就是更为痛苦的治疗过程。徐晓费劲周折找到他三十六年的病理切片，三家医院会诊，才推翻了晚期肿瘤的诊断。赵一凡的误诊更早，他两三岁时从桌子上摔落，脊骨受伤，被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痨，用睡石膏床的方法治疗打六年之久，落下了终生残疾。
从来有个说法，说我们伟大的舵手，误判了国内国际形势，才会犯下错误，为人民服务，是诚心诚意的。医国如医人，从周、兆两人的遭遇看，对误诊的医生，我们不但要否认他的医术，更要怀疑的，还有他的良心。
（徐晓：《半生为人》，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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