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是地平线的另一边。
没有向往过么?
不行,还是留在这吧,妈妈说,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
昨天晚上在家里补《奇葩说》,海选赛里来了梁植,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在校生之一,据说是京东商城老板的女友的前男友,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在读。面对着蔡康永、高晓松和马东,他说,我现在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我本科学了法律,硕士学了金融,博士学了新闻,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好呢?
高晓松说,名校,国之重器,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这才是一个名校生的风范,我回校演讲,讲了一通人生不止生活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结果说同学们提问吧,站起来问的是我们该去国企还是外企……
我不是名校生,但是我也认同,名校是为国家培养精英的摇篮。精英,就是能在各个领域开疆辟土,带领国家甚至全人类向前进的那一群人。不要觉得好像我在描绘理想主义英雄一样,有些人真的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中做着这样的努力,当千百年以后,人们回顾我们的时代,他们也会在我们身边的人山人海中找出这个时代的哥白尼、麦哲伦、哥伦布和爱因斯坦。
社会需要有这么一群人的存在,他们为我们探索着来自前方的机遇和危险,而我们记住他们。
但是当我们的精英们也随着众人一起,把目光收回到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把房子当作一生的奋斗目标,把婚姻当作不劳而获的上位手段,把安稳当作此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但是,我总觉得脊背发凉。
去年有一部在国内的媒体圈引起了一阵小波澜的美剧,《新闻编辑室》,查理·斯金纳倒下去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我们的时代其实并不缺少理想主义者,那些在大学里或者刚刚迈出校门的小伙子,仅凭着一腔热血在社会大熔炉里横冲直撞的大有人在,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如此唏嘘堂吉诃德的倒下呢?
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被改变,那些被撞得头破血流的孩子们能坚持多久呢?一年?两年?最终他们还是会和我们一样,而且我们也希望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一样堕落,一样麻木,一样忘记远方。
不是么?
我们喜欢八面玲珑的交际花,还是只认死理的愣头青?
都不喜欢,但是原因不同。
有多少人嘴上说着不屑,但是心里巴不得自己也有一身如鱼得水的功夫?
我们太想得到眼前的一切了,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副饥渴难耐的面容。
书店里堆满的各种寻找“成功”捷径的教程,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名为“成功学”的理论。婚姻已经成为得到满意的生活条件的最快捷径,相亲会上人山人海,男人们把物质条件写在名字下面贴在墙上,女孩们则专注于研究自拍和妆容,资本对资本,公平交易。那些真正漂亮的姑娘们甚至已经不屑于对“潜力股”的投资,她们的目标是已经取得了成功的“蓝筹股”,只要给我想要的,有家室又怎样,你能把我怎样。
饥渴难耐,饥渴难耐。
但是我常常会疑惑,这种简直可以被称为“国民性”的极端功利主义到底来源于何处?难道真的是我们的传统么?还是我们由于无法承受现代社会的巨大竞争压力而产生的扭曲?
我不明白。
难道我们真的不需要远方?
甚至我们不仅不需要远方,而且不需要一切“无用之物”?
当然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独属于中国人。
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给NASA的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写了一封信,她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于是施图林格写了那篇著名的《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作为回信,他说,尽管我们开展的太空项目研究的东西离地球很遥远,已经将人类的视野延伸至月亮、至太阳、至星球、直至那遥远的星辰,但天文学家对地球的关注,超过以上所有天外之物。太空项目带来的不仅有那些新技术所所提供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随着对宇宙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地球,对生命,对人类自身的感激之情将越深。太空探索让地球更美好。
回信中还附带了一张题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那是1968年的圣诞节宇航员威廉·安德斯在阿波罗8号上拍摄的地球照片。
威廉·安德斯《升起的地球》我不是教徒,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之中和世界之外,总有些什么超越人类本身。
如果有一天,世上再也没人这么想了,那将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时代,甚至会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人们为什么会憧憬远方?
因为那里超越视线之外,因为那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因为它在呼唤。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片虚拟的土地上,就是为了能有一片空间,挣脱白天的工作和学业中的层层枷锁,至少在思维的海洋上,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
远方,是我们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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