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二世而亡之由，贾谊在其《过秦论》中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论点，即不能因时势而改变治国之策；取天下和守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加之二世胡亥的“暴虐以重祸”，这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贾谊以为，取天下重在诡诈之术和综合国力，守天下则重在顺应时势和因之权变。“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秦法严苛，在始皇帝的时候，能镇得住，天下肃然；到二世的时候，镇不住了，天下哗然，天下震动，天下大乱。
任何一个政权，在稳定之后，要想长治久安，必然要与民休息。我们今天读史的人大概不难有这样的见地，何以千古一帝的始皇帝终其一生仍要采取严刑酷法的高压政策？也许有权力带来的享受，更重要的，与民休息的前提是政权稳定。始皇帝扫六合之后，天下稳定了吗？恐怕没有。
秦承战国以来，虽有大一统的版图，但民众并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天下太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主了，要想使民众从家国（家族和邦国）的概念转到天下（大一统国家）的概念，并非一朝一夕可成的。离散的思想要变为凝聚，它不会自己融合，只能靠上层建筑来改变经济基础。这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有些相似，总要有战争或法律手段为先导，经过一代、两代乃至几代人，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壁垒逐渐消亡。某些人，尤以六国的旧贵族，让你先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等越往后的几代人，越会有大一统秦人的归属感。
这也许是始皇帝心里的计划。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料不到自己会死在巡幸途中，更料不到接班人会从自己属意的扶苏变成以天下为享乐工具的胡亥。
二世胡亥既自知皇位来路不正，假借始皇帝遗诏赐死扶苏之后，并没有放过其他的诸公子，因怕与之争。非但诸公子，功臣名臣被诛杀的亦不可尽数。他自知威望不高，人心不服，凡是可能威胁到他皇位的，通通地杀。朝廷内外，帝国上下，一片杀气腾腾，结果是宗室震恐，黔首震恐，剩下的都是尸位素餐、阿谀奉承的大臣。这是赵高出的馊主意，此时却正合二世的胃口。他如何能想到，这是赵高给他挖的坑。这坑不大，足以埋下他，这坑很大，足以埋葬他的帝国。
有反对者和威胁者，原来只要杀了就可以，二世皇帝很满意。于是他以为找到了统治天下的法宝，于是法律更加地严苛。始皇帝在骊山的陵墓修建完成之后，不使其徒返家，令就地继续修阿房宫；更征发民夫，为咸阳运输粮秣，以供给他五万人的“走狗畋猎大军”，更过分的是，让“运输队”自备路上的口粮。如此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大增民苦，大增民怨。严刑酷法，民不聊生，结果只能是官逼民反。都知道造反是个高风险的事儿，但对老百姓来说，但凡能活下去，谁愿意铤而走险？不反是死，反，败了大不了也是一死，可要成了，那就富贵了。富贵险中求，富贵人人都有可能，富贵并非与生俱来的——反他娘的。陈胜就是这个逻辑。
面对造反的消息，二世皇帝不信，以为造谣，将报信儿的下狱。第二波报信儿的来，二世皇帝问情形如何，信使只好说，有盗匪而已，官府已经抓捕剿灭，不足为虑。二世皇帝很高兴。如此自欺自人的皇帝，实在可笑，天下在他手里，不亡才怪！事实上，天下群雄并起，山东已非秦所有。起义大军第二年就已云集了十万，快打到家门口了。这时候的二世皇帝慌了，手足无措，章邯建议释放骊山的苦力，将他们装备成一支军队，二世皇帝乃大赦天下。因发附近县府之兵已来不及，远水接不了近渴，病急了，抓根稻草救命再说。
章邯率领的这支军队，杀陈胜，破项梁，灭魏咎，连战连捷，大概以为起义军乌合之众，平定指日可待，可在巨鹿面对破釜沉舟的项羽军，进军不利，后院又有二世催促责备，赵高掣肘，章邯进退维谷。踌躇之间，司马欣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章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投降恐怕是唯一的出路。官逼民反，官逼将降，二世皇帝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行将就木，抓一根稻草也抓不牢，即便抓牢亦不过是苟延残喘，不过是垂死挣扎，这根稻草实在不足以支撑即将倾颓的帝国大厦。
危机四伏，二世皇帝当起了鸵鸟。赵高建议，皇帝临朝称制，与大臣日日相对，便没了威严，不如深居简出，诸事都由自己传达代奏，如此诸臣存敬畏之心，皇帝也少了很多操劳。二世皇帝竟深以为然，殊不知这是赵高给他挖墓的最后一锹。这样一来，大小事务悉决于赵高，皇帝被架空了，成了摆设。
赵高又怂恿二世皇帝逼死了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一个阉人，自己当起了丞相，而后又杀了狱中的李斯。至此，赵高真正大权独揽，成了帝国实际的发令人。他仍不满足，他要颠覆秦的政权，怕有人反对，于是指鹿为马，肃清了所有忠于秦王朝的人。这场较量，他终于控制了场面，就差临门一脚。这一脚，马上就踢向二世皇帝了，他派亲信阎乐率兵逼宫，逼得二世皇帝自杀。二世皇帝到死都没明白，何以求为一黔首都不能了。
二世皇帝不懂，赵高要用他的死，敲响帝国的丧钟，要向起义军宣告，秦放弃山东之地，放弃帝国，回归先秦旧王国。只可惜，子婴连关内也守不住，秦终究还是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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