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本书根本不是在用申时行和张居正讲政治，用海瑞讲经济，用戚继光讲军事，用李贽讲思想，回归作者“大历史观”的出发点，这部书看起来则更想通过几个同时代的人物引申还原出明朝万历年间，帝国整个的上层建筑。
我觉得作者分析最到位的人物其实是——戚继光。
01 倒叙的艺术
万历十五年，一代名将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这样的结局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问题出在戚继光的每一步做法都完美地遵循了所谓文官集团一直在宣扬的“阴阳平衡”。
如果说根源在于大明帝国体制上的腐朽堕落，倒不如说戚继光的一生都折在了一个词上。这个词叫做“矛盾”。
依据作者的观点，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为施政前提的文官集团时刻压制着品性截然不同的武将们，以及帝国政府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重文轻武的风气都导致武官不仅在精神上受到轻视，在实际作战中更是力不从心，以致受到无理的指责。原来文官所倡导的平衡原则，中庸之道，首要保证的仍是自身处于绝对利益优势地位，平衡已然失衡，此为矛盾一。
因为缺乏固定的军令准则，缺乏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机构，所以不管戚继光出于何种意愿，他只得事无巨细地部署一切，确立铁律，之后“戚家军”强烈的个人风格惹人忌惮也就已成必然了。一支精兵距离成为国家威胁有多远？也许只是一篇精彩绝伦的劾文的长度，也许在经历了本朝供应不足额、军政一元化的补给制度，缺乏组织、效率低下的装备制造与权力缩水、能力欠缺的高级将领后，早已溃散在了路上。
但书中却有一句十分绝对的话：“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02 严密的妥协
受供应制度所迫，戚继光并没有施展流动性的战术（可攻可退，突击作战更为自由），而是坚守营造和防御政策；考虑到战术全面现代化（如装备水师）将涉及政治层面的变动，他现实地接受分散供应提供的低质武器，仍以步兵作战“鸳鸯阵”为主，不倚火器为主要战具。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主将的任务更为沉重，速战速决成了唯一选择。战前精密的考虑，反复的斟酌与侦查，绞尽脑汁判断形势，场场胜绩应证了这样的将领是无出其左右的天才，可这样的天才难免显得悲凉。
用看清现实的清醒感使自己的方案得以允许被实行，明白个人终不可抗与社会，在谭纶和张居正的庇荫下只得小修小补，做些分内的事。
可是只是看清，便足够了吗？
书中有一个可以被称为死局的片段：
有一次蒙古打算入侵边境，却在战前下令撤军，但即使张居正认为这完全是谭、戚二人部署的威慑，他仍然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临近两镇官员的冒功邀赏，并要求谭纶不要争功，使两镇自愧。
矛盾依旧没有解决，有时候文官们所喊的口号（所谓君子的羞耻心）往往是抵挡不住人性的弱点的，张居正未必没有想过这两镇会理所当然地接受恩赏，然后继续痛斥一手遮天的张权臣，但这是个死局。
正如戚继光严密的妥协，是为矛盾二。
03 复杂的解构
戚继光还是打破了文官集团极力维持的平衡现状，所以张居正的倒台也预示着他最终的落寞。作者最后的总结对戚继光做出了复杂的解构，将他生前种种矛盾的行为一一列举，他的私德有瑕疵，他的贿赂行为，他是不完美的，他并不是非善既恶的。
这个矛盾的时代塑造了无数个像他一样复杂的人，张居正，申时行，李贽，海瑞乃至万历皇帝，都是一样的……
作者最后悲观地阐明：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这与作者经历过国内风雨以及赴美留学有着一些联系，所以对比当时中国的弊病与美国的先进并不奇怪。本书提到社会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政治组织一元化，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作家王小波所抨击的孔孟之道圣贤论也基于此，不难窥见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诉求。
可我想到了电影《让子弹飞》里张麻子一支枪对着敌人，一支枪对准自己的动作特写（这部电影挺适合作为政治隐喻的素材，应该申遗）。
为什么要把枪口对准自己？为了革命与自我革命。
张麻子说：“姑娘，你这么拿着枪，更好看”。
万历年间的变革是那样的一部失败总记录，被动、消沉。
可革命向来是猛烈的，是活跃的，也是主动的。如果在“革命”前加上“自我”两个字。
就这么发展，更辉煌。
虽然这只是一种假想，但希望总是藏于历史的灰烬之下。至于中国真正的革命，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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