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3.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大意】孔子说：“夏礼，我能讲，杞国已经不能为我所讲作证明了。殷礼，我能讲，宋国也已经不能为我所讲做证明了。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典籍和贤人都不足的缘故。如果充足，那我就能取之验证我说了。”
杞，为夏之后，宋，为商之后。《论语·尧曰》言：“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是周王朝成立后，实施的三大安抚民心的举措。兴灭国，就是分封灭亡之国；继绝世，承继绝祀的世族；举逸民，提拔隐逸的贤人。此章的杞、宋两国就是周王朝分封给夏朝和商朝后裔的诸侯国。允许他们行夏殷之礼，祭祀夏殷之祖。可是，从本章孔子的感叹而知，杞宋二国并未完好地保存殷商之礼。《礼记·礼运》孔子云：“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孔子曾到杞、宋二国考证夏、殷之礼，但只得到《夏时》夏代的历书和《坤乾》阴阳占筮的书。孔子说：“《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子只能从《坤乾》之含义，《夏时》的等次中，来推衍礼之大概。孔子所讲的夏礼和殷礼都是从残编断简中推论而得，既无典籍可考，又无能从贤人的实践中得到证明，没有史料和实践的验证，孔子说他讲的夏礼和殷礼就不足为信了。由此可见，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言必有据，方可记入典策，传之后世。
“文献不足征也”，“文献”二字与今义不同。“文”是指文献典籍。“献”是指贤人。大抵上古时代与后世不同，殷商以前，没有文字记录的意识，我们现今考证上古历史只能从甲骨、陶器等少量的文字图案，结合史书加以求证。孔子时代，也为此所困，欲整理上古典策，资料却残缺不全。上古的文献多靠口耳相传，然到杞、宋两国欲寻找深谙古礼的贤人、贤君亦不得。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周朝分封的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一般将前朝后嗣的诸侯定为公爵。周朝初年，杞国始封君为公爵，至春秋时降为伯爵。杞国是小国，曾先后受到宋国、淮夷、徐国的攻击，数次迁都，到鲁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竟用夷礼来朝拜鲁侯，足可见杞国已被夷化。春秋时，夷蛮国君为“子”爵，楚国、吴国虽称霸一时，然《春秋》仍呼其为“楚子”、“吴子”，故此处以“杞子”称呼杞国国君，是已将杞国贬为夷蛮。杞国夷化，夏礼自然荡然无存。无怪乎，孔子说，杞不足征也。
再说宋国。宋国有位宋襄公，毛主席说他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水之战，宋人已列好战队，楚人还未全部渡河。宋襄公下令，等楚人渡过河、摆好阵再打，结果楚军大败宋军，襄公大腿中箭，亲军覆灭。国人都怪罪襄公。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有德之人领兵打仗是不忍心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捉拿头发花白的老年人，不凭险要地势来取胜，我虽是殷商亡国之后裔，也不进攻还没摆好阵势的敌人。宋襄公讲的这套“君子之战”的规矩，可能就是商朝的战礼。而周朝的战礼则完全不同。见《左传·宣公二年》宋郑之战中，宋国有位叫狂狡的大夫，倒拿戟救起落入井中的郑人，结果反被郑人擒获。君子说：“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周朝的战礼是英勇杀敌。可见，商朝之礼已于周朝不适用。《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上焉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夏礼，文献不足不能验证。殷礼，在宋国还存在，但已不适用于当世。周代以前的礼，再好，却不合时宜的话，百姓就不会相信，不相信也就不会遵从。可见，宋礼不足征，是因为它已被时势所淘汰。孔子说，我学周礼，因为周礼还适用于当下，我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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