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的一次讲座中，钱穆先生曾评价说：“中国自秦以下，最少亦当称其为‘君主立宪’，绝非‘君主专制’，否则一切典章制度均将无可解释。”（参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看到这里，我着实受到了惊吓。君主立宪？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是君主立宪？既然已经是君主立宪，那晚清康梁为什么也要搞君主立宪？
那钱穆先生究竟缘何得出这个结论呢？主要有2个理由。1，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是存在典章制度的。2，中国古代有很多皇帝和臣子的关系非常友好，上下级关系不明显。
那么这两个理由成立吗？我认为，完全不成立。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叫君主立宪。君主立宪，英文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其实，这个中文翻译是歧义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为君主立个宪。这个制度起源于英国。1215年，英国议会颁布《大宪章》，从而从法律上约束了英国国王的权力，比如收税的权力。因此，英国国王不能再肆意妄为，而必须和议会合作。因此，英国国王的权力就相当有限了。所以，为君主立个宪的意思就是为君主施加一个制度约束。
打个比方，齐天大圣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就是一个宪（宪法），咒语掌握在脆弱的唐僧手里。正因为有这个紧箍咒，脆弱的唐僧就可以降服齐天大圣美猴王。所以，本来脆弱的议会，通过一部宪法，约束了本来权力无限的国王。
理解了君主立宪的意思，我们就知道了钱先生的判断是错误的。首先，典章制度并不构成对皇上的一种制度约束。这些典章制度更多是辅助皇权治国的工具，并不构成对皇帝本身权力的直接制约。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仍然是中国古代皇权的典型特征。就像纳粹时期，德国也是有典章制度的，但是你不能据此认为那时候的德国是“君主立宪”。有人也许会说，中国古代皇帝受制于天，受制于儒家学说。我承认，确实会受制于一些，但是这种受制是很随意的，因为有一派学者这么解释经典来批评皇帝，就有一派学者那么解释来维护皇帝，所以，这种制约不像宪法一样是明确的、制度化的，显得过于随意和草率，对皇权的制约有限。
其次，中国古代皇帝和臣子的关系怎么样？据统计，从秦始皇称帝开始，到袁世凯称帝，中国历史上一共有495个皇帝。这么多皇帝随便找出几个人品还可以的，愿意和臣子吹吹牛唠唠嗑的应该不难吧？那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这个皇帝还可以，说明不了皇权制度还可以。难道我们忘记了明朝建立廷杖制度，当庭打臣子的屁股的事？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内长来监督臣子的事？自清朝开始，大臣不再自称臣，而是奴才。从这个称呼就可以发现，臣子地位有多低。至于历史上随意屠戮臣子的皇帝多了去了。我想钱先生不会不知道，所以他的选择是带有目的性的，而且样本太少，不具备参考性。此外，君臣之间关系好，也不见得君民之间关系好啊。只要民众仍然是草民、贱民，仍然不是公民，那这种皇权制度又有什么好值得歌颂的呢？
因此，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决不是什么“君主立宪”，和立宪差的很远。但是，是不是属于皇权专制却也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马克思·韦伯就说过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因此，皇权是相对有限的，不能深入基层群众。大家可以看到，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中国的老百姓都是帮着洋人运货物。他们也不觉得这是国家的，也不觉得这个烧圆明园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这固然是因为当时没有国家概念，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清朝的动员能力实在太差，老百姓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君主专制的由来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说过立法、司法、行政皆归于自己，“朕即国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法国这个国家没有了，被国王这个人格给吸收了。那么中国的皇帝有没有认为自己的人格是可以吸收整个天下呢？朕即天下呢？我想是没有的。
总结而言，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即不是“君主立宪”，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如果非要给个定义的话，我倾向于认为是有限的“君主专制”，或者是开明的“君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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