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荡气回肠的痞子

作者：书徽

采访时间：2018年05月15日

姓名：孙荣波

性别：男

年龄：34

上海人，导演、演员、大型艺术项目策划、上海知名舞台剧制作人。上海某文化公司创始人，法国艺术候鸟联盟成员，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负责人，上海城市空间艺术节、武汉城市空间艺术节策划。

孙荣波与我约在他即将开业的新餐厅，他一整天都泡在粉尘漫天的装修现场，这是他的新业务。

我差点没认出，眼前这个漂染着发、穿着无袖篮球服和球鞋的人，是介绍里的知名戏剧节制作人“孙总”。

与外表反差更大的，是他的理想人格——痞子，一个荡气回肠的痞子，杜月笙或韦小宝那款。

在采访间隙，他不时发语音聊工作，言语平和细致，却毫无潇洒不羁的感觉。不管理想如何狂拽酷炫，通向它的路从来无法轻松平坦。

关于盖棺定论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好了。我墓碑上的铭文将会是——“一个好人”。

在我的葬礼上不要放哀乐，我要放二手玫瑰乐队的《煎饼侠》。我希望，来参加我葬礼的人，最后谈起我时，能点点头，说：“嗯，是个好人！”

我宁愿做桀骜不驯的脱缰野马粉身碎骨

我在上海的街巷听着吴侬软语长大，可在自己身上，一点也没有上海人常见的务实及“精于算计”。反而“狂傲”，成为我从小到大的标签。

高中时，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解议论文，给了一个材料让我们提炼论点：

一匹拉车的马，一直被拴着。终于有一天，缰绳被解开，这匹马得到自由，急不可耐地奋力狂奔。结果避让不及，冲下了万丈深渊。

老师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我站起来答：“这个题目的本意是想说，自由不一定是好事，规则也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规则可以让我们避免像这匹马一样的结果。”

老师赞许地点点头。我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如果是我，我宁可疯狂地奔跑一次，哪怕冲下悬崖粉身碎骨，也好过被绳子拴着，死气沉沉一辈子。”

全班一片死寂。幸运的是，语文老师刚好特别喜欢怪才，对我独树一帜的论点很是欣赏。于是，他开始推荐我参加校内外的文艺活动。

但我并没发现自己对文艺有特殊爱好，我只是讨厌循规蹈矩地遵从传统。从小，我就有质疑权威的聪明劲儿。在别人看来，这就是一股“狂”劲。

在语文老师推荐下，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市里的小品比赛，拿到了上海市表演一等奖。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奖项，在后来高考时，还带给我优先选专业的待遇。

那时，我没想到，几年后的我竟会投身表演行业，将欧洲的公共空间表演艺术带入中国，并发扬光大。

高考后，我无惊无险地上了本地一个普通大学的自动化专业。那时想着，反正也不知到底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不如先读个大学再说。

在大学社团迎新活动上，闲逛的我被坐在话剧社招新台前的两位美女吸引了过去，她们热情地劝我加入戏剧社。美色当前，我想也没想，就报名了。

入社面试时，我上台表演了高中时拿奖的小品，顺利进入了话剧社。当时招我进社的话剧社长，六年后成为了我第一家公司的合伙人，如今，他已是知名的影视制片人。

而在剧社里给我们指导表演的名誉社长，刚从上戏毕业就凭借一部现象级仙侠剧，火遍全国，至今仍是国内一线男演员。

当时的我，可不知道，我的演艺圈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我只是纳闷，进话剧社以后，怎么再也没在社里看到过两位美人儿？

后来我才得知，她们是舞蹈社的人，只是被社长临时邀请去站台充门面的。

就这么阴差阳错，我开始了在戏剧社玩耍的日子。除了排练、搞搞小演出，我跟剧社里的小伙伴经常一起出去玩，流连于一些表演圈内人士常去的艺术空间、剧场。

我很喜欢这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不过，当时并没有想到要走艺术这条路。

很快，我毕业了。在家里的安排下，我在传统行业公司做了一名销售。

在这个公司的半年，差点要了我的命。虽然我没想好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但真正要我去做传统上班族的活儿，我才发现，简直度日如年。

实在煎熬不下去了，我只好跟家里诉苦，强烈要求解脱。幸好有家人理解，我又重获自由，跟剧社的小伙伴“混”到了一起。

2006年底的某天，我跟朋友们在下河迷仓剧场玩，正巧遇到法国导演贝尔特朗。为他即将启动的戏剧节目《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来上海招募演员。

《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将参加世界最大的公共空间表演艺术节——法国奥里亚克国际情境戏剧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巴黎的艺术家群体提出“戏剧走向街头”的理念，在法国奥里亚克创办了第一个街头（戏剧）情境艺术节。

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如今，Aurillac艺术节是欧洲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街头艺术节。

对于演员来说，这是很有吸引力的机会。此前，为了提高表演素养，我已经刻苦练习了两年格洛托夫斯基的表演训练法。

于是，我幸运地被录用了。第二年初，整个剧组开始在上海训练和排练。几个月后，我们到包括里昂在内的欧洲数个城镇继续训练。

当年8月，一年一度的Aurillac艺术节正式开幕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自行组建、酷爱戏剧的剧团不请自来，希望在戏剧节上找到自己的舞台。

于是人们把集中戏剧精华的专业正式演出称为IN，把外围艺术团体自发带来的演出称为OFF。而我是第一批参加IN类演出的中国演员。

在Aurillac艺术节上，我见识了法国如火如荼的公共空间表演艺术。这是一种新的、完全根植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表演形式。

在开放的、几乎所有可以站立人的空间里——比如街道、院子、田野、房间、乃至交通工具里，以及各种各样、特别制作的空间场景等地方展开。

过往行人都可以自由观看和参与，演员和观众的互动性非常强，传统台上台下的界限已消弭于无形，现场充满了乐趣。

这种打破固定模式、平等互动的表演方式，跟我桀骜不驯挑战传统的性格不谋而合。在这里，我开始有了要全心投入公共空间表演行业的决心。

成就感就是我的乐趣

项目结束的2007年秋天，我回到上海。一开始，在朋友热心推荐下，我还是继续着四处做演员的日子，同时谋划着逐渐转入幕后制作工作。

但在法国立下的决心，已在我心里萌芽，我想寻找机会实现它。我跟朋友们夸下海口：“我要在中国某个小镇，做一个属于人民的戏剧节，完成期限三十年内！”

为了避免被“打脸”，我给自己留了足够长的时间。因为当时在国内，戏剧节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公共空间表演艺术更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

但，越是没人做的新鲜事，越对我的胃口。然而，走在新路途上的人总是孤独的。

那漫长的四五年间，我辗转于室内、户外、商业、小众等等戏剧的台前幕后，对狂傲的人来说，蛰伏的感觉很煎熬。就像，电影《昨天》里的贾宏声。

贾宏声是我特别欣赏的演员之一，同样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痞子。他在电影里演他自己——活得与世界格格不入，活到最后放弃了生命，2010年7月，他从楼上一跃而下。

他的离去，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一年多后，我也进入了工作的低潮期。2012年6月，我在微博上写了段和贾宏声自传式电影《昨天》里经典台词一样的话：

“我也看见了那条龙，他死死的盯着我，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孙荣波。他说，孙荣波是谁？

我说，孙荣波是个做戏的，热爱舞台，热爱燃烧生命的工作，曾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也想操办一台牛B的艺术节。

他说，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一个人，你爱吃馒头饺子，爱唱歌爱姑娘。你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没想到，几个月后，我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打算举办一场乌镇戏剧节，邀请了孟京辉、赖声川、黄磊、陈向宏等演艺界大佬一起筹办，正在寻找适合的活动执行团队。

得知这个消息，我迅速从朋友手中拿到了招标文件，立即着手准备竞标。

平时交好的圈内伙伴们，都不看好小镇戏剧节这个新概念。只有我凭着从小到大的自信，笃定这绝对是一件大有可为，且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我拉着七拼八凑地慢慢拢起来十几人的小团队，加班加点，做了一百多页PPT。

宣讲当天，主办方原定每个竞标单位40分钟讲标时间，我却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自己对乌镇戏剧节的构想详细阐述了一遍。

11月30号的晚上，我收到了中标通知。因顾虑我人力单薄，主办方没有把活动整体执行交给我，但他们决定，把戏剧节户外表演单元——古镇嘉年华，让我来执行。

2013年5月，第一届乌镇戏剧节正式开幕。为期十一天活动中，我为户外版块安排了500多场丰富多样的演出。

在我不足二十人的小团队齐心协力下，活动现场有条不紊，管理一丝不乱。戏剧节结束后，我就被“招安”进了主办单位，开始了持续五年负责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版块的职场历程。

虽然第一届乌镇戏剧节一炮打响，但我不喜欢做重复的事。对我来说，自我挑战、自我颠覆才是成就感的来源。

活动完成后，我马不停蹄地开始复盘、反省活动思路和执行中的问题，去国外学习、研究，跟业内的朋友交流、咨询。

第二届戏剧节，户外表演节目达到了数千场。我的恩师——引领我走上公共空间表演艺术之路的贝尓特朗导演，也带来了他制作的最新剧目。

但我不想止步不前，挑战的欲望驱使着我，我想要做更新、更纯粹的东西，尤其是别人做不好的事情。

2017年初，我离开了文化乌镇公司。着手筹备另一个纯粹的以公共空间表演艺术为核心的艺术节——上海思南公馆城市空间艺术节。

5月28日，首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节在思南公馆开幕。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的公共空间表演艺术节，贝尓特朗导演担任了艺术总监，我担任中方制作人。

在三天的活动时间里，我们筹办了123场演出，包括了音乐、舞蹈、装置、新杂艺、木偶等等表演形式。

更重要的是，这次艺术节是纯免费、无围墙、无边界的公共空间艺术节。所有行人，包括保洁、保安员，甚至乞丐，都可以自由地驻足观看、参与、与演员互动，360度观看表演的方方面面。

为了做到真正的“人民艺术节”，我还为残障人士准备了特殊服务人员，帮助他们找到更适合观看和参与现场演出的场地。他们脸上的笑容，带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

我喜欢这种没有界限、没有传统阶层差别的感觉。没有什么人可以高人一等，比别人说了更算。

2018年五一期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节迎来了更火爆的第二届。这一届艺术节有了我精心构思的名字——StArtFestival 。

在小小的思南公馆广场，有两万多人到场体验。第一天，活动现场旁边的咖啡馆就创造了销售新高。

我认为，每个项目都有不够完美之处，城市空间艺术节也是如此。对我来说，永远不存在最满意的项目。

改变那些自己能改变的事情，持续往前狂奔，才能带来持续的成就感。

今年，我又在着手新事务——我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即将配备固定的演员和编剧班底。

接下来，我打算制作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是原创的公共空间表演戏剧作品，把剧团打造为中国第一支以公共空间表演为核心的现代剧团。

一些朋友问我，我是不是因为对戏剧这一行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所以才这么有干劲，做了这么多事情。说实话，不是。

兴趣从来不是我的动力。回顾过去，从十六年前进大学剧社，到去法国做演员，总有种种巧合，让我不知不觉一直“游历”在表演艺术这一行。

冥冥之中，我又不断遇上新项目、新挑战，不断激发着我的挑战欲和完成欲。慢慢的，在完成StArtFestival城市空间艺术节这样项目时，我也逐渐感受到了更多责任。

在公共场所，做一场这样的艺术活动，让所有人自由参与。这样的事情，本身就变成了公共的事，带上了公益精神。

我开始明白，做公共空间艺术活动，不仅仅是考虑我自己的创作欲和成就感，也要越来越多地考虑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这便是一种社会责任。

责任和能力兼备，我觉得，这才是我理想中的人格，就像西方经典戏剧《物理学家》的主角莫比乌斯。

2005年在大学剧社舞台上，我“成为”莫比乌斯，自那以后，他就是我记忆里最深刻的角色。明明有毁天灭地的能力，却心怀天下拯救苍生，甘愿隐姓埋名，酷毙了。

矛盾的自我继续在“膨胀”

说起社会责任来，怎么也不太像一个“荡气回肠的痞子”会讨论的话题。不过，我确实是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从小到大，我都喜欢挑战传统，喜欢新鲜事，做别人做不到、做不好的事。这种欲望，让我很多时候看起来有些狂傲。

不了解我的人，尤其是一些习惯了被人追捧恭敬的大佬，会认为我傲慢无礼。但对待身边的人，比如工作伙伴，我都会特别尊重。

只要是不拿腔拿调的人，我都尽量以礼相待，把他们的感受照顾得妥妥帖帖。

发小跟我开玩笑，说我“一直在膨胀，从未消沉低调过。”如果膨胀指的是自信、坚持自己的想法，那么，我确实挺膨胀的。

我相信自己大部分判断都是正确的，这是一种敏锐的直觉。

一些活动主办方找我做公共空间表演项目，我都会坦率地告诉他们：我绝不参加方案比稿，要么就找我，要么就找别人。不要联系了我，又比来比去。

但同时，我又喜欢颠覆自己。时刻保持着质疑，时刻与自己的习惯性思维做斗争。

虽然对自己很自信，但我知道，没有努力，只凭聪明也干不成事。每个项目，都得认真分析、判断、执行。

我觉得，永远没有完美、满意的项目，不过，在工作时，我又追求极致。工作不是做完就好，而是要做到自己问心无愧为止。

有时，我团队的小伙伴们会特别惊讶地说：“**公司（活动主办方）的人怎么就下班了呢？事情还没做完啊！他们不着急吗？！”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不眠不休地把活动做好。

有时，主办方的活动视觉设计风格让我不能接受，我就干脆请他们不要把我公司logo放上去，我不想把自己的logo，与我看不过眼的画面放在一起。

我要做一个有立场的文化商人。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也是我的人生目标。

刚从法国回来时，我跟朋友们吹的牛“要做一个属于人民的小镇戏剧节”。这个目标，在第一届乌镇戏剧节算是实现了。

2013年，我又放言了新目标——“我要成为中国当代戏剧教父！”完成时间，还是三十年。

我希望改变中国当代戏剧表演行业的表演形式和行业生存模式，做新兴的、跨界的、融合的新戏剧。

让戏剧更公众化、让戏剧人走到大众中去，活得更接地气、更有存在感和价值感。

接下来，我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继续狂奔了。我希望，这个目标也能提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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