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慧（在一旁略带沙哑地说）：可是，你再也没有回来！
新民（从场景中走出）：一慧，对不起，我抛下了你。
老一慧：没关系，我知道你有难处，我已经原谅了你，不过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新民：那天，组织上说叫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去了才知道，是批判我思想的会议，其他人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为的是叫我没有准备，放弃抵抗。在会上，我就像个靶子一样让大家轮番射击，有些多年的朋友，横眉立目地指着鼻子骂我，我也算是领教了一番人间的冷酷。他们射击完了以后还要我作自我检讨。无论我怎样写，几次检讨都没有通过，他们说问题交代不清楚不能回家，当晚就把我扣起来了。
老一慧：其实这都是因为你的文章和你公开同情汪十味。
新民：是的，我也知道是这个原因，那天晚上我反反复复地想汪十味，我怕我也是他的结局。
老一慧：你也知道怕了？
新民：是的，我原来以为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有理想，可那个晚上我知道了，我会害怕，而且非常害怕，我不停地想我该怎么办。
老一慧：那后来你去哪里了？
新民：那天晚上，他们看得并不严，我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找了一个机会，逃了出来。趁着夜色，我一路向南狂奔，因为我知道那里有车站，天亮会有出城的车。我不敢去坐火车，怕他们派人沿途检查。我只敢坐短途客车，这样到站就换路线，他们找不到我。我运气好，他们果然没找到我。我一路乞讨、做苦工，居然也活了下来。可我想现在祖国山河一片红，我这样东躲西藏终不是办法，时间久了，我终究会露出马脚。你知道，我有个伯伯在香港，他没有孩子，以前曾写信叫我去，我没有当回事。到了这个时候，就想起他来了。我先到了广州，其中的辛苦就不必说了，在广州，我打听到了一个“蛇头”——就是专门搞偷渡的人，把身上值钱的钱物全给了他，在一个深夜，从黄埔出发，偷渡到了香港。香港毕竟不大，我凭着记忆中的地址，多方打听，找到了我伯伯。伯伯接纳了我，就这样住下来了，再也没回来。
老一慧：这么长时间，你怎么没联系我呢？
新民：我不敢，一方面，我怕连累你，另一方面，我怕暴露行踪。
老一慧（苦笑一下）：有什么怕连累我的？其实你不联系也是连累了，谁叫我们是夫妻呢？自从你被定性为“叛逃”以后，组织上不仅加强了对我的监视和控制，而且剥夺了我的正式职位，取消了我的公粮，好像我也是叛逃分子一样。
新民：那你怎么生活下来的呢？
老一慧：我成了管制分子，和其他管制分子一起劳动，一举一动都要接受组织的监视。
新民（愧疚地）：对不起，连累你了。
老一慧：谈不上谁连累谁，你能偷逃出去，也是好事，不然就是这次批斗饶过了你，下面接二连三地还有不知道多少运动呢，你怎么也逃不过的。
新民：当年我们看了一些新思想的书，单纯地认为照着书上的做就能消除剥削，让社会更公平、美好，太单纯了，真是“早岁那知世事艰”啊。
老一慧：年轻的时候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都是因为我们固守老旧的传统，现在才知道，真的推翻了传统，我们根本就无所适从，到最后就是看领导、组织对你的看法，结果是导致加倍的残酷和剥削，自己也成了罪恶的一部分。
新民：是啊，是啊，我们还想通过革命来改造社会，真傻，不知道自己其实就是要被革命的哩！
老一慧：我们这是自作自受。
新民：一慧，你受了不少苦吧？
老一慧：不用再提了，反正过过来了。你在香港过得怎样？在那样灯红酒绿的地方，是不是过得快活如神仙，早就忘了我了吧？
新民：怎么会呢？我在香港一直是单身，你不知道我有多少个晚上独自看着月亮默默流泪，不知你现在怎样。我还记得那天我出门时，你说等我回来告诉我一件事，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是件什么事，现在能告诉我了吗？
老一慧：可以是可以，不过没有必要了。
新民：那到底是件什么事呢？
老一慧：那天等你回来，我要告诉你，我怀孕了。
新民：啊，你怀孕了？这么说，我有个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现在他（她）在哪里？在干什么？
老一慧：这些，你都没必要知道了，他最终没有来到人间。
新民（失声地）：什么？一慧！你流产了？为什么？
老一慧（低声地）：我也不想这样——
（烟雾又起，灯光暗下。老一慧、新民、父母退至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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