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娘子磨豆腐

                                        （一）

前两天高考发榜，几家欢喜几家愁，想到历史上有那么几个人，要是活到现在，还是没戏。一个吴敬梓，一个蒲松龄，屡试不第，终生不过生员（秀才），心灰意冷，遂对科举深恶痛绝，大张挞伐，在著作里对应试教育和选拔体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馁弱的知识分子，只能通过文字渠道宣泄怨气。

还有比他俩走得更远的呢，远得从上海到纽约，这人叫洪秀全。他多次落榜，恼羞成怒，不是放弃，也不是继续发愤，而是破罐破摔，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造反。

如果你根据他们的遭遇就断定科举制度僵化顽固、泯灭人性，抹杀人才那就是以偏概全。科举是最基础的八股文标准考试，考试范围仅限四书五经，明清500年，考试千千万万场，试题都从那几本书里找，只好不断重复，各省刊发的历届考试范文堆起来都超过身高了 。就这么一门文科，除了背诵就是抄写范文，数理化史地生一概没有。

当年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各地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广大落后地区的男丁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很多天才就这样被抹杀了，而最有利的条件是女性被剥夺了考试资格，要知道女人读书往往比男人强。戏曲《女驸马》、《孟丽君》中发生的剧情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教育水平的差别和政策限制为应试的男人们去掉了一多半的竞争者，这是多大的福气，结果他们三个还是没考上，急人伐，怨谁呢？

他们目送县、州、府学的同辈人去省里，去京里，又目送下一辈，下两辈的同学纷纷及第，只有他们初心不改，固守原地，被评为历届考场最熟悉的面孔，心里的确窝火，又气又急。

洪秀全的诗词，平心而论，不用放到全国，只在县里看，就跟屎一样，但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他算是大知识分子，因为杨秀清、萧朝贵等一伙人都在矿井里挖煤，不识字。洪天王要能通过科举平步青云，真叫日了狗了，他只有歪门邪道在行。

难道为洪天王专门设一套考试制度吗，全国考生千千万，每人一个标准，那还要考试干嘛？因为这三个人痛恨科举，就说科举反动，要一棍子打死，那我们还能找出三千个，三万个，三十万个竭力拥护这项制度的读书人，又该怎么说呢？

如果绝大多数人痛恨它，它拖不了1700年，早就完蛋了，不是吗？康熙早年，曾经废除过科举一次，结果舆论大哗，朝廷想以新的形式替代八股文，但遭到普遍反对，只好恢复科举。

凡事都存在利弊，不可能人人叫好，应试教育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应试教育的宠儿就一定思想僵化，缺乏实践能力，优秀的基本素质可以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一展身手。

生命长达1700年的科举制度，在这些年里王朝不知道更迭了多少个，只有它还熠熠生辉、生机勃勃、一直到清末，科举制度终于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了，它弊病丛生，日渐衰老，最终被淘汰，这就像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然后油尽灯枯，寿终正寝。世界万物都是如此，任何事物都会由盛而衰，这是自然规律，不能因为某物最终消亡，就对它以前的表现一概否认。

                                        （二）

科举诞生在隋文帝时代，传承与唐宋，兴旺和完善于明清。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就急着开科取士，看到莘莘学子们拎着考篮鱼贯入考场时，居然激动地连声说：天下之士尽入朕之彀（gou , 箭壶）中也！可见他对人才的渴望，当初寒门子弟还存在着一线晋升之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戏言。

明代以前的科举没有一定之规，唐宋时代的举子凭诗赋，绘画等艺术特长也能被录取，但如何认定其优劣，则各有见解，框定人才的随意性很大。元朝把百姓定为十等：八倡，九儒，十丐。读书人是老九，还不如戏子和妓女，只比丐帮略好一点，蒙古人不肯学汉语，拒绝汉化，自然不会在乎中华文化，所以元朝的科举更像儿戏，政府不重视，读书人也不看重。

直到明朝建立，朱元璋幼年失学，文化程度很低，但他十分重视科举，把它作为国家抡才最重要的制度和渠道，国家开始不断建设和完善科举制度，最大范围地吸引想读书，能读书的人才加入到科举行列中来。朱元璋钦定八股文（又叫制艺）作为考试选拔形式和应试文体，从此八股文登堂入室，成为读书人改换门庭最重要的文化武器。

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严格的标准，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从起股到束股后的四个部分，每部分要包含两句排比对偶的文字，类似对联、律诗，讲究平仄工整，抑扬顿挫，合起来共八股。要求考生代圣人立言，模仿孔孟的口气说话。一篇八股文不过三四百字，还不如机关的一个通知长，却是博大精深，深不可测，囊括了很多文化知识和文学素养在里面，怪不得很多文化大家说：能做好八股文，诗词歌赋可以信手拈来。

辛苦娘子磨豆腐

                                        （三）

国家对考生身份有若干规定，家世须清白，三代之内不能有倡优、役吏、军户，或者有贱籍、冷籍（三代内无中科举的家族）身份的人员参加科举。清代状元张謇出身冷籍，只好托关系找南通张氏入他们户籍，作为张氏子弟参加科考，但被张家勒索了10年。

取得学籍的学生一律叫童生，范进50岁中秀才，中秀才前也叫童生，还有70岁的爷爷和10岁的孙子一起进考场，在考场上他们是平辈，一律是童生。童生照例在私塾里读书，父母付给老师（塾师）束脩（xiu），孔子时代，束脩就是几条猪肉，没有冰箱的年代，束脩不好保存，就改成学费，但还是叫束脩。

孩子启蒙到私塾，拜了孔子牌位，开始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初级课程，之后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若干年里，大家都摇头晃脑读书背书，读得好坏，要看自己的悟性，老师的造诣。老师都是身负功名的，至少是秀才，高的有举人，乃至进士，皇帝的老师都是翰林，甚至状元。翁同龢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太后、皇帝称呼其“翁师傅”，一时常熟翁家风头无良。

有的老师只叫人胡乱背书，却不分析义理，囫囵吞枣，弄得学生一团浆糊，终究体会不到读书的好处，这些老师不是偷懒，就是本身也不求甚解。

胡适早年在上海南市小东门私塾求学，她母亲每年付给先生8块大洋的束脩，通常2块就够了，那先生在正经的教学课上，通常敷衍了事，草草而过，而课后却格外卖力，给胡适一人开小灶，一对一的教学。胡适后来回忆说自己国学基础扎实，就得益于当年这位先生全面、耐心、深刻，抽丝剥茧般的教学态度，胡适更感谢他母亲对其教育的高度重视。可见，课外补习的盛行不是今天才有的，要读好书，天赋固不可少，银子也是万万不可缺的。如今更是拼爹的年代，寒门再也出不了人才了。

童生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储备，就可以参加县学、州学、府学的考试，每年都有，凡是中试的就是生员，也就是秀才，或称茂才。从此就有了功名，可以穿长衫，见了县太爷不用下跪，作个揖，称一声：堂尊，有时县太爷还会说：看座，奉茶。书生再穷，精神人格上和官员是平等的，买卖人再有钱也是下九流，见官要矮三寸。

生员可以进入府州县的学校继续深造，又称黉（hong）门秀才，为日后参加乡试（省级考试）考取举人功名而努力，学校里的生员分为若干等，主要有廪生、增生、附生，学习优秀的生员有资格领取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这叫廪生，增补进学校的叫增生，而学习能力不佳，因扩招而勉强入学，享受政策优惠的叫附生。

根据朝廷的制度，各省、府、州、县学校，每一年，两年，或不定期地把优秀生员输送给中央国子监，这叫“贡生”，贡生就是把人才进贡给皇帝。贡生分为“优贡”、“拔贡”、“岁贡”、“恩贡” 等。

贡生进入国子监就变成监生，根据监生的来源和成色，分为“优监”、“恩监”、“荫监”、“例监”、“捐监”等，捐监最末。有的买卖人为了提高身份，通常给国子监捐一笔钱，或者多少升小米，获得一个部照，这是一张盖着国子监大戳的身份证明，未必真入学，这叫“捐监”，捐监不算正经读书人，但见官可以不跪，人格增值。

乾隆年间甘肃巡抚王亶（dan）望连年虚报干旱，粮食歉收，却不申请动用中央财政赈济，他只申领了几大摞国子监空白部照，说是给当地生员捐监，以收来的粮食缓地方之急，解君父之忧，无本的买卖让乾隆龙心大悦，大力褒奖了王亶望的公忠体国。

实际上王某人向商人滥发了4.5万张部照，每张收取300-400两银子，甘肃官场也效法上司，层层贪墨，他们只拿出部分现金购买些陈谷子烂芝麻，作为赈灾存余堆到国库里装门面，却谎报已经度过了从来没有发生的天灾。

国子监又叫“成钧馆”，监生自称“成钧进士”，其实生员离进士还有老长的路要走。太平天国队伍里有个人叫韦昌辉，就是个捐监，他打过一块“成钧进士”的匾挂在门楣上，结果被仇家砸了，人家不买账，认为他还是个泥巴种，因为挤不进知识分子圈子，韦昌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了长毛的北王。

                                        （四）

乡试每三年一次，八月开考，又叫秋闱，生员云集省城贡院。每人待一间考棚，黑压压几百甚至上千间，连续考三场，有的人奋笔疾书，似圣人附体；有的人抓耳挠腮，如猢狲上身。晚上出不来，睡觉伸不直腿，吃喝便溺都在里头，要写好几篇八股文，一篇策论，几首命题诗，八股文最重要，其它作为参考，决定人生的考试的确要褪一层皮。

辛苦娘子磨豆腐

紧张阅卷，紧张等待，一个月后发榜，那天大家战战兢兢站在榜下，一个个找名单里是否有我，找到了就叫高中“乙榜”，有的人手舞足蹈，有的人喜极而泣，更多的人只能沮丧、愤懑，满怀嫉妒，中举者借钱也要大摆酒席，请同学们狠搓一顿，有些人肯来，有些人不肯来。这世界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满意，就肯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

官府会把喜报送到生员住的客栈，或者家里，这下好了，人生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凡中试者即为举人，茂才公成了举人老爷，仕途的起点就在脚下。纵然这辈子不再走仕途，只在家纳福，那也是望族，国家规定，士绅可以不当差不纳粮，蠲（juan)免傜役赋税。没钱的举人可以当讼棍要挟官府，有钱的可以恣意妄为，鱼肉乡里。周某人若早生二百年，想想都笑不动！

第二年春天，举人老爷们走马进京参加会试，盘缠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明清的举人又尊称为孝廉，是沿用汉朝对读书人的叫法，当时各郡对孝廉有特殊照顾，官府派公家的车送他们去京城。清末有个沽名钓誉的举人叫康有为，他号召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同年联名给光绪皇帝上奏疏，由他起草并领衔，据说有上万举人签名，影响很大，史称“公车上书”。

会试又叫春闱，最高规格的国家考试。主考官，副主考官都由皇帝任命，称为总裁，副总裁。大臣莫不以当考官为荣，这些鲤鱼跳龙门的精英，将是国家第三梯队的储备干部，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成为今后的内阁成员，封疆大吏，各部委主要领导人。

考官们被称为座师，是考生们一辈子的恩师，虽说师生关系是最纯洁，最不带功利的社会关系，但人总有庸俗的一面，不知道哪天就会请学生们帮个忙，又有谁好意思不给老师一个面子呢？如果某总裁官是个权臣，他更是会把一支国家官僚队伍拉到自己的旗下，呼风唤雨，左右朝政。

李鸿章一生遗憾的事情很多，有一件就是没能当上一届会试总裁官，因为他有个捣蛋的死敌叫翁同龢，以状元和帝师身份多次充当主考官，就是不肯让一回给他这个翰林，可见优秀人才是多么重要的政治资源，对干部的争夺是所有势力的首务。

                                        （五）

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共三场，每场三天，要写多篇八股文，策论，命题诗，形式跟乡试差不多。发榜那天，举人齐聚皇榜下，皇榜用黄纸誊写，又叫金榜，又叫甲榜，找找有没有金榜题名？那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连喜鹊都会站在他家的树杈上报喜。金榜上有自己就是贡士，贡士从举人堆里选拔出来，录取比例从10取1到20取1不等，根据每届应试人数定，贡士人数300-400位，想想看，每3年全国才出这么几个，可见这些人是多么杰出。

贡士作为进士的预备学历，被称为两榜进士，所有贡士将在一个月后参加太和殿殿试，殿试最隆重，作为国家大事载入史册。殿试的主考官是谁呢？就是当今圣上。

殿试不考八股文，只考经济时论，请考生就近期发生的某一内政、外交事件，或某地区的施政状况，从国计民生、方针政策的高度发表真知灼见，如果考生身在乡下，又只精通八股文，就很难高屋建瓴地发表什么意见。发表政治观点对康有为是小菜一碟，虽然他八股文很滥，考个举人就用了17年。

殿试不会淘汰贡士，只为确定他们的名次，实在没有真知灼见，就胡乱写些看法蒙混过去。根据成绩，贡士被排成三甲，一甲只取三个，即状元、榜眼、探花，直接去翰林院任编修、修撰，虽然只有六、七品，但贵不可言，翰林是未来的内阁成员，称为“储相”。

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又是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由皇帝钦定，二甲、三甲由考官们评选议定。

曾国藩是同进士出身，他问：既然都是进士，为什么我要加“同”字，人家说进士是夫人，同进士就是如夫人、小老婆，曾国藩听了很气愤。后来曾国藩考取了翰林，那届会试的总裁官是大奸臣穆彰阿，就是和林则徐对着干的人，他对曾国藩，这个湖南湘乡青年颇为赏识，选拔他进了翰林院，总算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金榜题名，平步青云。黄梅戏《女驸马》中有一段唱：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状元等三人身着官服，帽上插花，打马在京师主干道上，万人空巷，争睹文星下凡，文星又叫櫺（ling）星，南京夫子庙的门楼就叫櫺星门。街道上围观群众都嘱咐自己的子弟向他们学习，光耀门庭，状元游街就是为了树立榜样，让良好的学习风气渗透到所有人的思想里。

琼林宴又叫鹿鸣宴，朝廷赐鹿鸣宴，取自《诗经.小雅》: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新科进士齐聚一堂，其实没有鹿肉鹿茸，鹿血也没有一滴，吃的是鱼鳖虾蟹，海参火腿，寓意独占鳌头。人生几大喜事，中榜是一件，死老婆是一件，夫人死了哭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

还有一件就是衣锦还乡，傻乎乎的项羽曾说：人生富贵不还乡，就如锦衣夜行。吴孟达中状元后，赶回家乡找蓝洁瑛和莫文蔚，这两个豆腐西施以卖豆腐供养他读书赶考，才成就他今天的功名！他抱着太太们激动地连声说：辛苦娘子磨豆腐，辛苦娘子磨豆腐。如果娘子们是丑八怪，估计他最多寄点钱回来。

接下来进士再进行一场朝考，名次靠前的就去翰林院报到，成为翰林院庶吉士，读三年书，毕业后（称散馆）到各部任职，或到皇帝身边充当侍讲学士。明清有潜规则，非翰林不得入内阁，这是必要条件，即有此条件未必行，无此条件必定不行。

没有进翰林院的就直接去各部任职，或者由吏部派到各省候用，进士条件很硬，遇缺就补，称为“老虎班”。

自有科举以来的1700年间，有案可查的进士有10万人，举人则不可数，至于秀才，浩浩荡荡，如非洲角马大迁徙。这些知识分子是为中华文明传承薪火的人，经常听人说：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吗？说这话的人不是大言不惭，就是极端愚蠢，从文化、素养、情操、道德、境界各方面论，我们哪样比得上古人？

社会发展不靠英雄，不靠朝代，更不靠政党，只能靠知识，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这些分子越多，国家就越有希望。如今，假分子很多，真分子不但不多，而是太少，太少。

附优秀八股文一篇

王鳌《百姓足，孰与不足》（论语·颜渊）

破题：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承题：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 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                哀公。

起讲：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

入题：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              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起股：间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中股：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

后股：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束股：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              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