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节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年年岁岁有今朝，岁岁年年人不同。新年一年一年地来，心情却一年与一年不同了。真正的快乐，越来越难求了。
儿时，是很期待过年的，临近过年那会儿，一天天掰着指头数还有几天过年。
过年，意味着有新衣服穿，有大把的糖果，还有父母罕见的疼爱和宽容，连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都变得温柔了许多。
过年，就像一个充满了甜蜜的糖罐子，想想都觉得甜。
那时候，母亲还年轻，姐姐还没出嫁，家里总是洋溢着喜庆明亮的气息。
好想就一直那样下去啊，虽然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不会收到来自外界的祝福，但是，那时候是真的快乐！
记忆中的年味儿，就像一坛深藏于地下的老酒，打开来，满满都是岁月的沉香……
扫房子
过年的序幕，早在进入腊月，甚至一入冬就缓缓拉开了。休养了一冬的农人们，一丝不苟地为过年准备着，近乎虔诚地守望着过年的来临。
在我的记忆中，在为过年所做的准备里，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莫过于扫房子。
就像是提前看好了日子，扫房子的那一天毫无例外是晴天。尽管天气依然很冷，但明亮的阳光会让人忘却寒冷，何况忙碌中的人是不会感到冷的。
扫房子那一天，我们全家——父亲、母亲和我们姐妹，会把屋里所有的家具——床，桌椅，板凳，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统统搬到院子里，晾在阳光下。
当屋里只剩了屋顶和墙壁时，父亲或者母亲就用毛巾包了头脸，用一根长长的木棒，一头系了把笤帚，开始逐个房间、逐个房间地清扫。
他们扫去这一年的蒙尘污垢，也扫去这一年的蛛网纠缠。不到100平的堂屋，要扫上很久。
现在想来，父母扫得岂止是房子，更有复杂的心情。他们要把烦恼、忧愁、怨恨，统统都扫走，扫出一片开阔清明的心境。
那些晾在院里的家具呢？在逼仄的屋里囚了一年，现在终于得见天日了。
我和姐姐负责把每一件家具擦洗干净，换了一盆盆水，擦了一遍又一遍，色泽暗淡的家具们终于旧貌换新颜了。
这些还是母亲出嫁时置办的家具，仿佛又找回了昔日的容颜，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芒，一如初嫁的母亲，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这样，一搬，一扫，一擦，一洗，多半天的时光就过去了。等到日薄西山，黄昏光临小院的时分，我们开始把一件件家具搬进屋里，如鸟雀归巢一般。
还是原来的屋，还是原来的家具，却感觉不再是原来的屋和家具了，房间骤然宽阔了许多，家具也变得崭新了。
那时候的感觉啊，微微的疲惫中带着满满的喜悦感，像换了一番新天地。
很快，又投入了准备过年的下一轮忙碌中，此起彼伏，但是扫房子的感觉却是最为特别的。至今回想起来，总是一片清洁与明亮。
擦玻璃
每年一临近过年，就开始年底大清洗。先是扫房子，把屋里东西都搬出去，里里外外打扫一遍，接下来就是擦玻璃了。
比起扫房子，擦玻璃算是一件小工程，从我记事起，擦玻璃就是我和姐姐的专属工作。
准备擦玻璃之前，母亲总要滚上一大锅开水，这样我们就不必用冷水洗抹布了。那会儿正是寒冬腊月，那时的冬天远比现在要冷，何况是在屋外露天擦玻璃。
作为每年擦玻璃的主力，我和姐姐事先都各自准备了一块干毛巾，一块湿毛巾。
开始擦玻璃了，先用湿布擦头一遍玻璃。
蒙尘了一年的玻璃上积满了灰尘，好像厚厚的岁月。抹布所到之处，灰尘一点点消失了，昏暗的玻璃瞬间变得透亮起来，成就感油然而生。
头遍玻璃擦过后，把抹布放到温水中洗洗，一盆水都变成了深色，像是岁月的颜色被洗了下来，混浊不堪。
于是再换一盆清凌凌的水，像是告别旧年迎来新的一年。
用第二遍湿抹布再擦一遍，里里外外检查一遍后，玻璃基本上就干净了。最后再用干抹布将玻璃上的水痕擦干净，一块玻璃就算大功告成了。
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将堂屋玻璃擦完，再将东屋玻璃以及厨房玻璃也擦完。
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擦完后在屋里一边围着火炉烤火，一边透过玻璃窗往外看。
原先模糊不清的窗子现在明净如水，玻璃像消失了一般，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整个房间都比以前明亮了几倍。
现在的楼房，都不再是那种鸽子笼般一格一格的窗户，代之以整面墙那样大的玻璃窗，站在窗前可以看到脚下车水马龙。
不用在寒风中用裸露着的双手拿抹布擦玻璃了，也不用担心手因为浸泡在水中被风一吹变得通红粗糙了，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
但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呢？
蒸馒头
又是腊月二十八，如果母亲还在，该是蒸馒头的时候了。
说起馒头，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作为小麦的主要产地，馒头是北方饭桌的主食，就像南方的大米一样。
从小看着母亲蒸馒头，熟悉蒸馒头的每一个环节。
蒸馒头的第一步是发面，发面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它决定了蒸出的馒头好吃与否。
我常见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块圆圆的小饼，母亲称它作“酵子”，有点类似现在的发酵粉。用水跑碎了和到面里，为了防止发酵过分馒头变酸了，还常常加一点食用碱面。
接下来就是静静的等待，好的东西都是需要等待的。
夏天天气热发酵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冬天的时候就要把面盆放到火炉边，面上盖了一块笼布，笼布上面再盖一张厚实的锅盖。
这哪是发面？简直是照顾小宝宝，生怕他冷着冻着，盖了一层又一层。只差唱起催眠曲：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发面时间差不多了，母亲会悄悄掀开锅盖、笼布，生怕惊醒了面宝宝的样子，用手指在膨胀起来的面宝宝脸上轻轻按一下。
如果按下去的面很快又恢复了原状，就说明面发好了，如果没有，就需要再等一会儿。
发好面之后就开始和面了，这一步是个力气活。我常见母亲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手一遍遍揉着面团，据说揉得时间越久，蒸出的馒头越好吃。
面揉好了，静置两分钟就开始揉馒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姐妹上场的时候了，前面那都是幕后工作，现在才是我们亮相的时刻。
最初看母亲和姐姐揉馒头时，只感觉有趣，看她们不费什么力气，把一块面团在两手之间那么揉来搓去几下子，一个圆乎乎的馒头就出来了。
感觉揉馒头并不难，但是当我揉起来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怎么这面团到我手里就变得不听话了？我小心翼翼揉出来的馒头，软塌塌的，又矮又矬，简直站都站不稳，倾斜着身体快要倒的样子。往母亲姐姐揉的馒头队伍里一站，衬得其他的馒头都无比英俊挺拔。
为此，我没少被母亲和姐姐笑话，于是发了狠劲儿：我就不信我揉不好馒头！我把所有的狠劲儿都集中到手中的那团面上，揉啊，搓啊，终于，我也能揉出像模像样的馒头了。
馒头揉好了，还不能立即下锅蒸，要等到面“醒”好了。
敢情这么久，又是和，又是揉，面还在睡着呢，可真是一个睡宝宝啊！
等到面终于醒了，就是该下锅蒸馒头的时候了。院子里，早已经备好了专门蒸馒头的大锅，锅里装了凉水，上面两层笼屉，都蒙上一层笼布。
母亲小心翼翼地端出醒好的馒头，一个一个摆放到笼屉上，为了防止彼此粘连，两个馒头中间都保持着距离。
那时候家里每逢蒸馒头都用院里的柴火，据说这样蒸出的馒头好吃。
看火的工作，照例是我的。我常常守在火炉旁，一会儿往里面添一块木柴，或者添一块吃玉米留下的棒子，晒干了的棒子也是烧火的材料。
添柴时不小心摸到火塘，手指上沾了黑，摸鼻子时会蹭我一鼻子黑，让母亲看了又是爱怜又是笑。
最喜欢馒头刚出锅的那一刻。
掀开锅盖来，跟着水汽一起飘出来的，是诱人的馒头香味。那是阳光和麦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干燥，温暖，香甜。
刚出锅的馒头像是刚睡醒的宝宝，整个身子都比原来膨胀了好几倍。拿在手里，柔软，暄腾，饱满，没有一丝褶皱，在灯光下发出白玉般的光泽。
忍不住咬一口，充溢在唇齿间的满满都是麦香味道，细细咀嚼几下，甜甜的味道和着唾液一直流进身体里。
那一刻，竟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如果说平时蒸馒头是小打小闹的演习操练，那么腊月二十八的蒸馒头就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大阅兵了。
平时蒸馒头只蒸够两三天吃的，一锅就足够了，而年前蒸的馒头却要蒸够一个月吃的，可以一直吃到过完正月，最少也要蒸八九锅。
平时蒸馒头都是以白面馒头为主，年前蒸的却不仅仅是白馒头，还有各种糕点，包子，花样翻新。
从早晨一起床，我们就投入战斗中，一直到掌灯时分，才能结束这场蒸馒头大战。
虽然人很疲倦，一天里也没好好吃一顿饭，但是看到堂屋里堆成小山样的一簸箕馒头糕点，会油然生出一份疲倦的成就感。
蒸馒头的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捏花卷枣糕的时候。
我们像游戏一样把面团揉成自己喜欢的各种形状，然后按上一颗大枣。那种时刻，围着案板的是一片欢声笑语，现在想来依然如在眼前。
最有仪式感的事莫过于捏枣糕。我们每年都要捏两个枣糕，一层面饼一层面饼摞起来像座宝塔，每层面饼都转圈按了红枣。枣糕最少得有三层，最上面捏一个尖尖的塔顶，中间再按上几颗大枣。
枣糕完成，这一天的工作也宣告结束了。
馒头蒸好了，接下来过年的日子，就不用再蒸馒头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馒头太多，储存起来是个问题。
记忆中家里有一口缸专门用来储存馒头，里面储存了足够吃一个月的馒头，上面盖了盖子。
虽说之后不用蒸馒头了，但是这么多馒头吃到后来，就不再新鲜了，有的变硬，有的开裂。
现在，听说很多人家过年都不蒸那么多馒头了。
母亲不在后，我们家也很久没有蒸馒头了。
贴春联、贴年画
过年其他仪式可以没有，贴春联是一定要有的。
如果蒸馒头的主角是母亲，那么贴春联的主角就是父亲。
从小大家都说我和父亲最像。
我出生的时候上面已经有了哥哥姐姐，按照当时“计划生育”的政策，我属于超生的一个孩子。当时父亲在县里百货公司上班，是吃“公家饭”的人，很在意这个。
所以每次父亲同事来家里做客，都得将我“藏起来”，将我藏起来的方式就是躲到附近奶奶家。
起初我不解，后来就习惯了，每次家里一有人来，我就自觉躲到奶奶家。反正那里有好吃的，还有一条大黑狗陪着我。
有一次，父亲关系最好的同事韩叔来家里了，我忍不住带着大黑狗从奶奶家回来了。
我故意装作是邻居家小孩，扮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还是被韩叔识破了。
事后母亲对我描述，韩叔看到我悄悄笑着问父亲：“说实话，这是不是你孩子？看看跟你长得多像！”父亲但笑不语，算是默认了。
大家都说我跟父亲像，长得像，性格像，学习好也像。
父亲是他们那个年代同龄人里的佼佼者，因为学习成绩好，一直上到高中毕业。
父亲一从学校毕业出来就吃上了“公家饭”，算是跳出了农门。但他却舍不得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工作一有余暇就回家侍弄家里的几亩田地。
在我眼里，父亲比一些世代务农的人还热爱土地。但他到底不是彻底的农人，比如闲暇时不像别人爱打麻将，只是喜欢看看书。
父亲身上能彰显他文化人属性的另一特点就是写得一手好字。
小时候我看见过父亲写的钢笔字，娟秀方正，是很规范的楷书，让我自愧不如，在这方面，我就一点不像父亲。
我的字，从小就是龙飞凤舞，没有章法，不像女孩子写的字，这跟我疏狂散漫的性格有关，我恐怕永远写不出那种娟秀方正的字。
父亲不仅硬笔书法好，还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可能他们那时读书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吧，这也是我欠缺的。
因为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每年家里的春联都是父亲自己写的。除了写自己家的春联，父亲还帮周围邻居写春联，每年过年都有人来求父亲帮忙写对联。
到了大年三十那一天，屋里就摆满了父亲写的春联：桌上，凳上，地上，到处都是。
我帮着父亲把写好的春联放到地上摊开，防止刚写的字印到别的纸上。
置身其中，一屋子红纸黑字，一屋子墨香氤氲，荡漾在清冷的房间里。
这样的情形，年年如此。
春联写好了，母亲用自家做的浆糊把春联贴到家里每个角落。屋门，院门，梧桐树，甚至连井沿上都贴着“清泉水旺”。
大红的对联一贴上，朴素的小院顿时像要出嫁的姑娘般喜气洋洋，新年的气息随之而来。
除了春联，还有一件最能体现新春气息的事就是贴年画了。
我们那会已经不流行贴胖娃娃年画了，只有在一些特别上年纪的人家里，才能见到这样的年画。
我去邻居家拜年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年画，画里不管男孩女孩都是肥嘟嘟的，一脸福相，那就是俗称的“年画宝宝”。
我们那时开始流行贴俊男靓女，都是当时流行的歌星影星，再后来，开始流行挂明星日历。
每到快过年时，我和姐姐就结伴到附近市区采买年货，除了买必备的瓜子糖果，必定要买上几张年画。
我们兴冲冲地回家来，一忙完就火急火燎要贴年画。大年三十下午，父母在院子里忙着炸丸子的时候，我和姐姐就在屋里贴年画。
一个负责贴，一个负责远远地看着，我经常是那个远远看着的人。“快看看，斜不斜？”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年画贴到了刚打扫得窗明几净的房间里。
屋外，炸丸子的香味儿飘进来。屋里，刚贴到墙上的年画反射着午后的阳光。墙角，刚开放的梅花悄悄绽放着花苞。
春联贴上了，年画也贴上了，年前的忙碌即将结束，美好的一年就要开始了！
拜年
拜年，是过年的重头戏。
在我们当地，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有拜年的安排。有新女婿上老丈人家的拜年，有亲戚之间的拜年……其中，最隆重的当属初一早晨的拜年。
为了大年初一的拜年，除夕夜父母都要很晚才睡。
母亲要煮出来第二天上供用的肉，忙着为各个角落的神仙们准备香案和供品。父亲在准备第二天早晨拜年用的的东西，以及早晨院子里的篝火用柴。
除夕那一夜，一晚上都灯火通明。
我们小孩子们往往熬不了那么久，看春晚到十点就呵欠连天了，于是倒头沉沉睡去。
晚上临睡前母亲还千叮咛万嘱咐：“明早要起五更，醒着点儿。”
早晨还在睡梦中就被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了，揉开惺忪的睡眼，看到床头整整齐齐摆放着一套簇新的棉衣棉裤，地上摆着一双新棉鞋。
母亲走进来，看着已经起来很久了，一迭声催促着我们姐妹：“快起床，一会儿磕头的就来了！”
我们那儿管拜年叫磕头，正月初一这天早上是在村子里拜年。听说起得越早越好，最晚也要在九点前拜完所有的街坊邻居。
穿上有些不熨帖的新棉衣棉裤，胡乱洗个脸，走出房间。
院子里，一堆篝火正在熊熊燃烧，映着人的脸也成了红色。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初一早上一定要点一堆火，大概寓意来年生活红红火火吧。
在火光带来的欣喜中来到厨房，母亲已经把每个人的水饺都盛上了。
我们姐妹照例是每人一碗葱花汤饺，翠绿的葱花漂在汤里，几只饱满的水饺像几艘白色的帆船即将远航。
哥哥父亲的碗里却是满满的一碗饺子，他们饭量一向比我们大。
一大早刚醒来就吃饭真的没食欲，好在母亲的水饺做得香，又是刚煮出来的，就吃了几个，喝几口酸汤。
这边我们还在厨房吃着，那边院门已经被打开了，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听起来不只一个人——那是拜年的来了。
听着父母在外面和拜年的人寒暄着，心里竟莫名有些紧张，好像大考来临前的感觉。
拜年，对于那时有些羞涩的我来说，不啻是一重考验。好在每次都是一家好几个人一起出去，混在人群里，显不出自己。
随着拜年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和母亲忙着从盘子里抓着瓜子糖果塞给前来拜年的孩子。那都是头天晚上父母准备好的，让拜年的人空手而归是失礼的。
一吃完饭，母亲就催促我们赶紧去拜年。于是我们兄妹几个走出门去，汇入了拜年的人流里。
我还特别小的时候，以为拜年就要像在庙里磕头一样虔诚正式。到了人家家里，我就郑重其事地双膝跪地深深磕了两个响头，惹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羞得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以后，我也学着哥哥姐姐那样只是单膝跪一下，口里喊着爷爷奶奶或者叔叔婶婶“拜年了”。
这时主人家往往忙不迭地拦着说：“快起来，快起来，别磕了，别磕了。”其实他不说，我们也一样会起来的，客套而已。
在我们同龄的孩子看来，拜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挣”瓜子、糖果，还有压岁钱。为此，我们往往在初一这一天穿上口袋最多最大的衣服，好多装些瓜子糖果。
每拜一次年我都把上衣口袋和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生怕走快了衣兜里的瓜子糖果会从口袋里蹦出来。
拜年的路上遇到也在拜年的小伙伴，就拍着鼓鼓的口袋比一比：“你挣了多少瓜子、多少糖？”互相扒开口袋炫耀一番自己一早上的战果，遇到几块难得吃上的奶糖就互相分享一个。
记得有一次我的上衣口袋破了没发现，一路走一路掉，回到家里兜里所剩无几，让我十分沮丧。
有时候到了一些人家，拜完年主人还没给糖果瓜子，哥哥姐姐要走我就故意磨磨蹭蹭不走，主人一拍脑袋明白了：“哎呀，还没给瓜子儿糖呢！”赶紧给满满装上一口袋，我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离开。
除了糖果，压岁钱就是我们拜年最大的企盼了。
后来知道了所谓的压岁钱不过是人情往来，我们得到的压岁钱，多半是父母给出去的钱，这压岁钱其实算是父母变相给我们的。
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拿到兜里的钱就是自己的了。哪怕只是很少的几张票子，只是在兜里暖一会儿回到家就交给父母了，心里也十分开心，觉得是自己给父母挣到钱了。
我们那里拜年是有辈分区分的，只有晚辈给长辈拜年，不存在长辈给晚辈拜年的道理。
一说到辈分，有些人家就比较尴尬，虽然家里主人年纪不小了，却辈分极小。
我们在一起玩的同龄人，辈分也不同，有些按照辈分就该叫我姑姑或者阿姨的，但平时我们都不计较这个，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讲究这些。
有一年拜年时我们几个小伙伴聚到一起，商量着去哪里挣压岁钱，说到一个条件不错但辈分极小的人家——其实主人和我们父母年龄相仿。
“要不咱们去他家拜拜吧，也许给压岁钱呢。”我们一商量就呼啦一下全去了。结果压岁钱没挣到，倒成了一个笑料，被人笑话了很久。
除了挣糖果压岁钱，拜年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知道了别人在怎么生活。
正月初一这一天，就算平时不怎么好客的人家，这时也敞开了门，等着拜年的人前来，绝没有关门拒绝拜年的道理。
因为拜年，我跟着哥哥姐姐走进了很多平时不去的人家，那些人家身居小巷里，连阳光都不经常光顾。
拜年，让我知道了很多平时不知道的人情世故。
如果拜年时看到哪家门上没贴对联，或者贴着桃红色的对联，就表示家里刚有老人过世。倘若是奶奶不在了，那么拜年的时候就要特意不喊奶奶，只喊“爷爷给您拜年了！”万一谁不小心喊了声“奶奶”，会被旁边人推推提醒一下。
这时果然就有一个爷爷模样的人孤零零迎出来，往常年都是奶奶笑着出来迎客的。爷爷脸上有些萧索的神色，似乎还没从老伴去世的悲伤里走出来。我们于是赶紧逃也似的拜完就走，生怕勾起老人的伤心。
拜年，也是八卦传播的最好渠道。
“看那边刚走过的就是今年谁谁家刚过门的新娘子！”顺着姐姐闺蜜们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个娇俏含羞的小媳妇隐在人群里一闪而过。
未出门的女孩子们在拜年途中偶遇了，总要叽叽喳喳说上一阵子。看看对方今年买了什么新衣服，花了多少钱，讲讲自己刚做的发型在哪家店做的，直到家里其他人催着“别说了，别说了，快走吧”，才各自分开。
还有一年拜年时听说我们本家一个哥跟另一个有夫之妇跑了，过年也没回来。去他们家拜年时我们留意看了看，果然没见到他，只见到他瘦弱的妻子和几个孩子。
后来听说私奔的那一对儿又回来了，也没怎么样，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诸如此类的八卦，私密，平时都藏在各家各户的门洞里，不为人知。正月初一拜年的时候就都藏不住了，蜜蜂蝴蝶一样满天飞着，过完年了还要飞一阵子。
拜年，在联络感情的同时，也给了很多好事者传播八卦的机会，贫乏单调的乡村生活因了这些八卦变得活色生香起来。
小年
在我们家乡，年分为大年和小年，元宵节被称为“小年”，与大年相对，过完元宵节，年才算过完。
如果大年是年这场戏轰轰烈烈的开场，小年就是这场戏的高潮和结束。
大年是大人们的节日，小年才是我们孩子的节日。
大年要走亲访友，迎来送往，都是大人的事，我们小孩只关心压岁钱和糖果。大年值得高兴的事情并不多，真正好玩的是小年。
有什么好玩的？太多了！
点灯笼，放烟花，猜灯谜，跟哥哥姐姐去市区看扭秧歌，踩高跷，舞狮子……总之，热闹无比。
最早的灯笼都是纸灯笼，用彩色的软纸折成，五颜六色，形状各异，有大公鸡，有小黄鸭，有小狗，用一根木棍挂起来拿在手里。
蜡烛点起来，红彤彤的，一片喜庆，到了十五晚上几个小伙伴提着灯笼到街上，灯笼聚在一起，一张张笑脸被灯笼映得红彤彤的，煞是好看。这种灯笼有个缺点，不小心会被风一吹，就“呼啦”一下烧掉了。
后来有了电灯笼，一按开关就会亮起彩灯，还有音乐。但我还是喜欢点蜡烛的灯笼，感觉那才是真正的灯笼。
记忆中我们家曾经有一盏玻璃灯笼，点上蜡烛后，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小小的火苗在里面安静地燃烧，不用担心被风吹灭。
我特别喜欢这这盏玻璃灯笼，惦记了很久，总算在一年的元宵节提上了这盏灯笼。
那晚，我小心翼翼地提着这盏灯笼去东头庙上看节目，一路像呵护宝贝一样紧紧盯着灯笼。可能只顾看灯笼，忘了看路，一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摔了一跤，灯笼碎了一地。
我“哇哇”大哭起来，我不怕摔得疼，只伤心自己心爱的灯笼摔碎了。那种痛惜和难过的心情，现在还记得。
家乡小年之隆重不止这些，最为隆重的一个节目，就是正月十六晚上的“烤火”。
那天晚上，村里家家户户在门前点燃一堆篝火。我们孩子每人用筷子插了一个馒头或一根玉米挨家挨户烤火，烤自己带的东西，是要烤够多少家才好。
其中大概包含着来年红红火火，顺顺当当，无病无灾的寓意吧。
我最喜欢这天晚上了，可以和小伙伴们结伴烤火，蹦蹦跳跳地穿行在大街小巷，玩得不亦乐乎。最后还可以吃烤熟的馒头、玉米，香喷喷的。
大人们都围着篝火在一起谈天说地，谈谈去年的收成，说说今年的打算，火光映照着每个人的笑脸，温馨而美好。
大年隆重，小年温馨，随着小年过完，年这场大戏就算结束了。
可是，在人们心里，年却并没有走远。“过了二十四，没有年味儿”，小时候常听母亲这样说。那样，好像年还可以长长久久过下去，永不结束。
究竟是怎样一种年味儿，这般让人留恋不舍？
是花香还是饭菜的香味？抑或是馒头的麦香、对联的墨香？
是，又不全是。
多年后的今天，年的味道渐渐寡淡下来，回忆起儿时的年，真的像一坛陈酿，喝一口，余味悠长，香气缭绕，经久不散……
2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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