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曾国藩的四位亲弟弟，哪一位让他寄予厚望、操心最多，无疑就是九弟曾国荃了。
在曾氏眼里，九弟国荃性如烈火、敢作敢为，继承了祖父星冈公的倔强之气；坚毅不屈、百折不回，有经天纬地之毅；作战勇猛、士卒拥戴，是湘军人才阵营中的翘楚。
但凡好事过了头就不是好事。
曾国荃仗着自己是曾氏的亲弟弟，是统帅帐下得力干将，是湘军第一大功臣，经常评论指摘曾氏给自己下达的作战命令，动不动提出意见相左的想法，让曾氏颇为尴尬和懊恼。
爱之深，责之切，这封写于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家信，就是曾氏对此向弟弟作的规劝之言。
1
王顾左右而言他
信中，曾氏首先对自己的指挥艺术进行了检讨，承认自己“料敌不明，调度不善”，确实“诚为可愧”。
一笔带过之后，话锋转向九弟国荃,让他不要再对自己的军令“不以为然，长篇辩驳”。
接下来的话，他并没有按照常规长篇大论谈道理，而是拿盟友楚军统帅左宗棠麾下名将刘典（字克庵）执行军令的事情作举例说明。
曾氏说，刘典指挥的部队在浙江作战非常顺利，打到距浙江省城杭州不到80里的地方了。就在胜利果实唾手可得之际，刘接到了上司左宗棠的紧急军令，命他放弃杭州迅速掉头救援安徽徽州。
曾氏替刘典分析了打杭州还是救徽州的利弊。
他说,徽州远而杭州近，救徽比打杭费心费力；徽州四面被太平军围住，而杭州三面没有敌人；往徽州运粮的道路不通，而杭州有两条可以行船运粮的江河；救徽是跨省援助友军作战，而打杭是在省内攻克太平军大营。
曾氏接着说，左帅的命令是二月初七日下达的，刘典于二十一日就到达了徽州外围。目前徽州、祁门形势相当危急，全靠刘典在这里奔突纵横，才让我们支撑了一个月。
曾氏最后说到，假设我是左宗棠，你是刘典，接令之初，你辩驳我军令的信必定更长，道理必定更多。说完就此事再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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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曾氏的举例，实为夸刘典而训九弟。
刘典当时的境遇，如果放九弟身上，他一贯将眼光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必定会坚持己见、不服将令。打杭州不仅能打好打，而且功劳很大实惠多；而救徽州不仅劳师远征以身犯险，更有可能吃力不讨好。
但刘典并没有局限于自已一时一地，他能从将令中看清战场整体格局，认清当前危机和命脉所系，明白徽州有失则祁门不保，祁门不保则湘军大营倾覆，会导致苏浙皖战场的全面崩盘。
同时，他更有执行将令的贯彻力，不讲条件，不谈困难，上面一声令下，自己打起背包就出发。
曾氏最终希望，九弟能从刘典身上学会部伍之道，明公私、戒私欲，顾大局、守规矩，不指摘评论自己的命令，不软磨硬抗上级的决策。
3
执行才能出效益
打仗离不开统帅，团队离不开核心。
一个团队没有完全的执行力，将令出不了办公室，则领导者失威于下，部属失职于上，整个团队必定是一盘散沙，失败也是注定的。
作为团队领导者，就要把树立权威号令作为第一要义，打通上下执行的关节，强化决策的执行力。
作为下属，坚决贯彻领导者决策部署是“必须”的，保留意见提出建议是“可行”的，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必须”优先于“可行”。
本末倒置，先讨价还价再执行决策，不仅无形中增加了时间和行政消耗成本，也不免将自己置身锋芒毕露的境地，于公于私都不可取，曾氏之意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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