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第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和遭遇，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未曾讨论此时期传教事工的种种发展前，让我们先了解中国的巨变与教会的关系。以下且将此二十年分为两个阶段：革命时期及新文化运动时期，而以五四运动作结束，以方便讨论。
主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对中国造成致命的打击，不惟国家需要赔偿巨额款项(分五十年摊还，并以政府三项主要税收的其中两项：盐税和关税来作抵押)，国家政府的无能愚昧亦彻底的暴露无遗。在八国联军陷京时，满清政权本已有倒台的可能，幸得一些边疆大吏力保，方使清室继续维持统治，但亡国的危机已昭然若揭，慈禧太后及满清大吏都了解到当前的急务是要振奋图存。与此同时，由于义和团事件闯下了弥天大祸，朝廷中的保守派或被追究责任而惩处，或已失去了发言的地位；因此，此时期西化改革就成了朝中上下一致的共同目标，起码再没有人敢持异议了。主后1901年，清室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并设置督办政务处，策划政制改革。主后1903年，命袁世凯训练北洋新军，其他各省均置新陆军。主后1903年及1905年，两次颁布教育改革方案，废除沿用千年的科举考试，各省改办新式学堂。此外，还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渐次推出。
虽然清廷的宪政改革已为时太晚，并且由于资源及各方面的条件的不许可，很多改革建议结果都未能兑现。即或如此，我们仍不能武断地指清廷的改革是毫无诚意的。事实上，一些已实现的方案对中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亦然。例如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成了求取知识及社会晋升的重要媒介和阶梯，传教学校作为中国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遂大受欢迎；毕业生的出路亦大为增加，不少成为新置洋务机构的雇员。
此时期除了清廷致力于改革图存外，民间的改革呼声亦高唱入云。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二：一是由康有为等所鼓吹的君主立宪，是为「立宪派」；一是孙中山等革命党派所推动的革命运动，是为「革命派」。他们各有不同的救国主张，拥有不同的支持者，例如立宪派在海外的华侨中势力颇大，甚至是盖过革命派的；但是，在民间年轻的知识分子及留学生中间，革命思潮却占了压倒性的地位，极多青年人抱持着一坚定的信念：非推翻腐败的满清政权中国无法自救。从主后1900至1910此十年间，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起义事件此起彼落，不绝如缕。终于在主后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满清帝国，建立共和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运动期间，基督徒及传教学校学生积极支持及投身于运动的行列里，对革命事业贡献甚大。其荦荦大者如孙中山、陆皓东、区凤墀、尹文楷、王宠惠、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关景良、左斗山、王质甫、史坚如、毛文敏、刘锦州等人，都是在兴中会时期，于广州及香港曾为革命事业出过大力而又较著名者。而实际参与革命的基督徒人数，较上列的还要多出许多，据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统计，单在惠州之役中，基督徒的参加者便占百分之三十。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的情况。
基督徒为何大量投身革命事业呢？据史扶邻的解释，这是由于他们原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高，只有透过革命、推翻现存的既得利益阶层，才能获得晋升。这个说法不一定全没可能，但笔者更有理由相信，基督徒积极参与革命，主要是受到在华的传教士所影响。晚清部分传教士，将他们母国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寓在中国之上，鼓吹并支持变革的进行。他们的思想，透过个别接触及传教学校的课授，传递了给中国信徒。此外，中国信徒及传道人透过西学教育，迳自产生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兴趣及认识，因而萌生革命思潮，亦在所多有。第三，传教学校很多时亦成了革命思想酝酿及宣传之地；在第二十世纪，传教学校是首先提倡剪辫易服的地方，新思潮在那里广泛传播；一些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且结社以互相砥砺，激发壮志豪情。因此，基督徒及传教学校学生的思想常较一般人为前卫，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是很自然的事。
不管参与革命的动机为何，基督徒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教徒这个身份是列在中外签订的保护传教章程的受保护范围内，倘若他们受到中国官吏任何不公平的待遇，都会引来外国领事的干预，进而演变为中外冲突，这是地方官员所惧怕的。例如早在主后1895年广州起义尚未爆发前，两广总督谭锺麟已得到有关孙中山行动的密告，但由于孙是基督徒，故在未有确实证据前，谭亦不敢妄行将之拘捕。
基于同样的理由，教堂亦列在保护传教章程内，中国官吏不敢随意进入搜查，因此常被革命党人用来做为贮存弹药危险品的地方。
一旦革命事败后，基督徒的身份又常使参与者得以逃脱官府的缉捕。尤其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介入下，那些从犯多数得以免罪。因此之故，一些非基督徒的革命党人，甚至冒充基督徒以求取得同样的特权，黄兴便是其中一例。
这里并不是说凡基督徒皆可免去中国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往往给与执法者在法律条文以外更大的权力和空间，他们可以刑求、株连，或以自由心证入人以罪。基督徒的「特权」正是免却了此等法外的权力。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监督下，中国官吏被迫只能按着明文法、甚至采纳西方对刑法的观念(于搜集了足够证据后才能控告涉嫌犯)来办理，这样便受到很大的掣肘，也为基督徒革命者提供了很大的安全和方便。
主后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各省纷纷成立革命政府，委派代表到南京缔订临时约法，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由于基督徒参与革命的人众多，因此很自然地在新成立的政府里，基督徒参政的比例也相当不小。以广东都督府为例，高级的官员如民政司长钱树芬、教育司长锺荣光、实业司长关景燊、卫生司长李树芬、交通司长容星桥、高等审判厅长伍藉磐等皆为基督徒；据统计主后1912年基督徒及传教学校毕业生竟占广东全省各级政府官员人数的65％。至于在南京全国政府方面，虽然在数字上比不上广东，但基督徒之充任要职的也有农林总长陈振先、海军部次长李和、参议院次长王正廷、政事堂参议林长民、交通部会计司长王景春、外交司长曹复赓等；国会议员中亦有数十人。以当时基督徒占全国人口不到四千分一的情况而论，基督徒的参政比例便相当可观了。
不过由于军阀弄政、中央政府的权力，很快为袁世凯所夺去。基督徒参政并未为政局带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与教会之间，仍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新政府对基督教表示友善，可以从以下两件事例之中看出：其一是在1912年4月13日，南京各教会分开为国公祈大礼拜，总统及外交总长合派顾维钧为代表到会，并宣布大总统对为国祈祷此举的欢迎。后由陆子欣(征祥)总长提议、大总统认可，国务院通电全国基督教各公会，同于1913年4月27日特别为国祈祷。当时京中各西教士，亦通电欧美各教会，于同日学行特别聚会，为中华民国祈祷。
其二是在民国成立后，有人企图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经基督徒发起签名运动请愿，以及后来由信奉基督教的司法司长徐谦领导的「信教自由会」的奔走下，终于在主后1917年，国会维持「人民有信仰宗教自由」的宪法。
这两件事例都属于全国性质的。在各省方面，地方士绅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有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对传教士所办的慈惠工作大力的支持。他们主动地将麻疯病者、盲人、被释放的女童仆婢等转介至教会的麻疯病院、瞽目院及女童院内。不少政府官员亦捐款支持传教学校、医院以及男、女青年会的工作。比较特别的是广东的警察厅长陈景华，他木人不是基督徒，却邀请教会派人向监犯传教，作为道德改良的一部分。
可以说，教会在民国初年，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备受尊重的。
基督教在此时期备受国人欢迎，除了上述所说政教关系良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基督教曾被国人视为救国的其中一条出路。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辛亥革命后的一些变化谈起。
前面提过，在第二十世纪初，不少革命青年都有一个信念：非推翻满清政权中国无法自救。这个信念推动了他们积极投身革命，甚至为之而牺牲一切。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是否就有自救之途呢？事实似乎恰好相反。在内政上，拥有北洋军队的袁世凯胁持清帝溥仪，夺得了中华民国总统的位置，然后逐渐剪除革命派的势力，实行独裁统治。主后1915年袁且企图称帝，可惜不久便事败死去。袁世凯逝世后，其部下的北洋军将领互争权力和地盘，造成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和割据。至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2年易名国民党)分裂。主后1917年孙重组中华革命党，加强党内控制，并联合南方的军阀组成广东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国家陷在分裂及内战的状态下。在外交上，日本自主后1904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后，已成为东方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取代了欧美的地位而积极要侵略中国。主后1915年，日本要求中国签署廿一条条款，欲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袁世凯为向日本大量借款，竟予应允。此事在数年后被揭发，成了五四运动其中一个促成的原因。
在内政与外交同这困境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乃被迫思想为何政治革命不能带来国家的更生。他们的结论是：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大部分的国民都在无知与沉睡中，他们并不了解国家的形势，也不知道要承担国民的责任；在大多数人都没有觉醒的时候，任何政治的革命的成果都只会为少数有野心的官僚政客所夺取。故此当前的急务不在政治革命，而在于要唤醒沉睡的国人(特别是青年)。这些知识分子进一步的相信，导致国人在沉睡中的是传统文化加诸他们身上的桎梏捆锁，若不打倒旧的传统，国人将无觉醒的可能。在这个信念推动下，他们乃开始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从政治革命的战场退却下来，转而从事更治本和彻底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前为「青年杂志」)及由蔡元培出掌的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且饥渴地要从西方引入各种思想和学说，以寻找救国的途径。这种文化潮流对基督教的传播有极大的好处。首先，在第十九世纪，基督教常被指为与传统文化相冲突而被排斥，儒家道统是福音在华传播的一大阻力，但如今这个阻力已为中国人迳自除去。其次，中国人既已怀疑了自身文化的时代性和有效性，对外来文化的抗拒感自大为减少；甚至在传统文化被挪去后，腾出来的空间更需要别种文化来填补，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即意味着要全盘西化。而基督教作为西洋的宗教，也受到中国人热烈的欢迎。正如第十九世纪基督教因被指为「洋教」而受排拒，在第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也因是「洋教」而受到欢迎。
基督教作为「洋教」而受到欢迎，这有两重意义：其一是指中国人认为基督教与西洋文化是同根而生的东西，此即第十九世纪传教士所抱持的西洋文化即基督教文化的看法。其二是指基督教与当时中国人对西洋文化所有的期望一样，渴望基督教能够指引出中国一条救国的出路和方案。关于这两重意义，我们在青年会的发展里都看得到。
基督教青年会自第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在此时期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从主后1895年成立至1920年廿五年间，已在全国卅一个主要城市建立起市会，共有四万多会员，此外又在一些较细小的城市开始了初步的工作。至于学校工作方面，青年会在规模较大的传教大、中学校建立校会，在主后1920年也有会员近二万人。青年会的工作，除开办商业和技术性的正规及短期课程外，主要是替青年提供各项的活动，如各种球类、游泳等，很多西方流行的运动都是由青年会介绍到中国来的。在芸芸众活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莫如各类型的公开演讲会了。演讲会定期举行，每邀请国内外的知名人士担任讲者，讲述有关西学及社会性的问题，极受民众欢迎。对开启民智，传播新知有很大的贡献。
青年会在一十年代受到欢迎，正好反映到当时期社会各阶层对西学以至西洋文化、生活、社会习惯等方面的兴趣；青年会透过传播新知、提供新式的活动来传播基督教，自亦收到良好的效果，通常该会会在某项活动完成后便鼓励参加者去查经班了解基督教信仰。在主后1920年参加查经班的人数达二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在当年一年内信主，成绩可谓骄人。中国人以基督教与西洋文化为同根而生的东西，故基督教作为「洋教」而受欢迎。这是前面说的第一重意义。
青年会在此时期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提出的「人格救国」口号。正当中国人自觉传统中国的道德精神堕落，急欲作全面的革新时，青年会提出了以基督的博爱、公义、和平的精神来做为国人的心理建设，从而产生推动社会改革的动力，乃恰好切合了中国的需求。事实上，的确有中国人认同基督教人格救国这个方向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个非基督徒且对教会诸多不满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在一十年代末期便曾发表文章，建议国人学习耶稣的人格及精神。此外，青年会举办的公开演讲会，不少也是围绕着人格救国这个主题而发挥的，并且深受欢迎。其中最为哄动的是北美洲基督教青年会东亚巡回干事艾迪博士(GeorgeS．Eddy)在主后1915及1918年两度来华，在北京、保定、武昌、长沙、苏州、杭州、福州、厦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开布道会。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且下令所有学校放假，让学生赴会听讲，故情况极为热烈。据估计单在主后1915年的一次听讲者已逾十二万人，第二次更接近二十万。为仃么会造成这个热潮呢？或许可以从艾迪通常讲的主题：「中国之缺点」、「解决中国所有困难之秘诀」等得到解释。第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社会各方面都陷入危机中，加上传统价值的动摇，中国人亟亟渴望寻求新的出路和指引，而基督教曾是他们探窥是否可以成为出路的其中一个考虑。这是前面说的第二重意义。
政教关系良好、基督教深受国人欢迎，视其为救国的可能出路，皆对此时期的传教工作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撇开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不谈，单就传教事业的发展来看，我们也得到一幅极其乐观的图画。
首先在传教资源方面，美国在第十九世纪末的大奋兴运动(TheGreatRevivalism)及学生志愿运动，继续大量的差派传教士来华(故此时期的美国已凌越英国，成为差遣最多传教士来华的国家)；此外，义和团事件这个自有更正教向海外传教历史以来最严重的迫害的发生，使中国成了全球瞩目的传教险地，如此也吸引了无数有受苦心志的基督徒前来，立志要在最困难的地方传扬福音(所以，中国在第二十世纪也是全球最大的传教工场)。在华的传教士人数，由第二十世纪始的不足三千人激增至主后1920年的近七千人。
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方面，自义和团事件结束后，民教冲突陡地减少，大规模的教案甚少发生；加上民国成立后，采宗教自由政策，传教工作再无重大的政治障碍。因此，此阶段为中国教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信徒人数有大幅增长，由主后1900年的95，943人(另一记载为112，808人)激增至主后1920年的366，527人，增长达四倍之多。
各种传教工作在此时期都有充足的发展。直接布道事工，除前面提过艾迪两度来华作全国性巡回布道外，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的主席穆德(John R．Mott)亦于主后1913年来华，向知识分子传道，有六千人签名表示愿意继续追求。本地也有一些出色的游行布道家如丁立美、古约翰等，他们在直接布道上产生了重要的效果。主后1909年先由山东广文大学发起，其后各传教大学相继成立的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对推动中国青年投身布道事工起了很大的作用。
教育工作无论在质与量皆有惊人的进步。特别自科举制度废除、新教育建立后，传教教育已经完全切合中国的需要，再无脱节的情况；并且作为西洋教育的前驱者，传教学校在设施和课程上较诸绝大部分的官办学校为佳，尤其是英文科目(因有传教士任教)，其他学校根本无法比拟。故此争取入学的人数非常多，学生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也大为提高，已不复是第十九世纪中叶的贫民学校了。不仅如此，传教学校亦摆脱了从前慈惠机构的形像，学生需要缴付学费，才得接受教育；并且由于投考人数远超学位数目，故甚至可以收取更高的费用致令学校的经济能自给自足。在二十年代，不少有规模的传教学校所收的学费为一般官立学校的四至五居，能够入读的都是家境良好的学生，这样造成传教学校竟然由贫民学校演变成贵族学校。
除了贵族化外，传教教育亦趋向高等化。这是因为自从中国政府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后，西洋教育已非传教学校的专利。传教士发现，从数量上传教学校必然远远不如官办学校；中国政府虽然贫穷，但以一国之力来办学，则不逾三、两年间便在数字上超过起步早半个世纪的传教学校了。若要保持传教教育的竞争力，必须集中资源，在教育的质素上积极改善之。其次，传教士很早已预见到，当中国积极地吸收西洋文化的时候，特别是不少出洋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将所学的知识带回来后，会使到中国人发现，原来西洋文化并不等于基督教文化，甚至第十八、九世纪西方知识的主流是无神论呢。为了避免基督教再也不能在知识界中产生影响力，他们乃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传教大学在此时期纷纷设立，如圣约翰、文华、金陵、汇文、东吴、广文、岭南、华西协和……等，在主后1920年时共十四间。
由于传教教育广受欢迎，社会需求甚大，直接鼓励了教育事业的迅速拓展，其增长的速度已超逾教会的实际需要。事实上，此时期传教教育已有脱离传教范畴的趋势：一方面负责学校的传教士绝大部分皆是专职的，他们多不兼顾直接传教事务。如前所说，教育的专业化促使教育在传教以外有了自足性的意义，而在第二十世纪教育的意义甚至已盖过了传教。虽然学校仍致力于福音工作，但学校的发展却完全无须考虑要配合整体的传教事业。学生大都来自非信徒家庭，甚至当时以农民为主的基督徒家庭亦未必都能承担学校的高昂学费(所以学校不再以栽培信徒子女为己任)；学校的课程设计完全不是为了配合神学教育的需要，而学生在毕业后绝大多数都不从事传教工作(故学校也不是要栽培传教事业的人才)；更且，学校的经费亦多是自给自足的，毋须差会或教会津贴；即或有欠缺，不少学校也会自行筹措。如此，传教教育虽仍有传教的功能，却与整个传教事业无必然的关系，可以说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
即从数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脱节的现象。前面提过在主后1920年时中国教会约有信徒卅六万，但与此同时各级传教学校竟招收了逾二十万的学生。且不说这个单薄脆弱的信徒群体无法在人力及金钱上供应教育事业的需要，甚至连所能提供的学生也只能占一个不太高的百分比。至于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也远远超离了教会的需要。
医疗工作的扩展虽没教育事业的可观，却也令人鼓舞。主后1920年，据统计全国共有传教医院347间，诊所473间，分布在各大城市及重要的传教根据地内，每年诊治的人数逾三百万人次。如同传教教育一样，医疗服务也朝着自足的方向演变，在一十年代末期，透过收取诊金及自行筹募，已有三成左右的医疗机构毋须差会直接津贴。有关医疗工作的两个组织值得在这里一提：其一是中华基督教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成立于主后1890年，除出版刊物以提供医疗教育知识外，又从事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医疗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二是罗氏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 feller Foundation)拨款支持成立，目的旨在培育医生及护士等人才。它一方面资助不少现有的医学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又在主后1919年开办北京协和医学院，这学校在日后成了中国最出色的医学院。医学教育及妇女教育，是传教教育对中国的两大贡献。
文字工作在此阶段非常篷勃，出版机构相当多，最主要的有广学会、圣教书会、美华书馆、中国主日学协会、基督教青年会组合的编辑部等。
至于慈惠及服务性事工，以至种种改良风俗的运动如劝戒咽酒嫖赌、不早婚、不纳妾、不买奴婢……等，这里都不多说了。
第二十世纪传教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 Continuati on Committee)的成立，基督教全国性的联合工作最早可以推到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举行的两次大会(1877年及1890年)；主后1907年，为庆祝更正教来华百周年纪念，在上海举行了百年纪念大会(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这三次皆是传教士会议，因在此时期教会仍几全在传教士的控制和管理之下，故中国信徒出席会议者极少；主后1890年只有两人，1907年有五人。主后1910年，全球的世界宣教大会(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在爱丁堡召开。会议通过一项方案，便是致力协助各传教工场的国家成立基督教的全国性组织：续行委办会。主后1913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的主席穆德来华，除主持巡回布道外，又推动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会议顺利进行，参加中外信徒为1比2，共120人。结果议决成立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会址设在上海，委派中国籍的诚静怡牧师为总干事。续行委办会的工作，除推动合一外，亦进行许多调查研究事工，特别是在主后1914年开始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至为重要。
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成立象征着超宗派的合作的成就，而宗派合一运动则是模式不同但影响同样重要的发展。事缘第十九世纪当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同一宗派但属于不同地区的教会都派遣了传教士来华，形成差会及教会的名目五花八门，互相重叠。以长老宗为例，便有美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英国长老会、纽西兰长老会、根本论长老会(Cumberl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等。有时可能同一个中国城市有数个长老会差会在工作，彼此互不隶属，非常混乱。为了改善此种情况，一些宗派乃思量进行合一运动，同一宗派的各教会都隶属于同一个中央组织，不过不同的差会仍可以专门负责其所建立的教会，只要在行政及策略上尊重中央组织便可。主后1905年，长老宗各教会完成合一，成立中国基督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China)。主后1912年，圣公宗组成中华圣公会(Holy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主后1917年，信义宗大部分教会，组成中华信义会(Lutheran Church of China)。
如前所云，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唯一接触得到的福音对象都是贫苦大众；并且主要是利用慈惠工作来吸引他们信主。如此形成中国教会的组成分子几纯粹是低下阶层的人。基督教在社会上备受轻视，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不少加入教会的信徒，目的都是要在传教事业里谋得一份生计，以图糊口；他们受雇于传教士手下，充当传道助手之职。这些人不惟在社会一般人眼中受到鄙视，即在传教事业中，地位也很低微；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有限，多仅是以学徒制的形式来接受圣经及神学的知识，无法独当一面，只能永远屈居副手。其中受按立的也很少。
传道助手的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唯一的福利是可以将子女送到传教学校，接受免费的教育。不过在第十九世纪，传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需要不相符合，毕业生大都只能投身传教事业，他们是与传统社会脱节的群体，其所受的训练既未被认可，社会地位亦没有改善。不过起码在教会里的情况已有所好转，由于第二代的传道人曾受过中等教育及正规的神学训练，他们一般都能独立地承担一个堂会或教导的工作，并且不少亦已获得牧职，在信徒心中的地位也增加了。甚至有少数的本地传道人，凭着他们所学的西洋知识，积极参与社会上一些风俗改革、或鼓吹西化的运动里。
及至清朝末年，因着中国急欲西化图强，大量渴求西学人才，尤其是能兼通中外语言的，传教学校的毕业生因之而增加了各方面的出路，他们的重要性亦因而提高。此外，自清末起中国政府已开办新式学堂，但此时期一般国人仍热衷于科举考试，对西学的兴趣不大；反而基督徒子弟自少接受传教学校的西学训练，加上父母较为开通，故报考官校的人非常多，他们在毕业后也在政府里担任一定的职务和角色。更有少数的情况是，基督徒子弟在传教学校毕业后，倘传教士认为他是可造之材，便保送他出洋深造，返国后自然亦成为不可多得的西学人才。无论是那一种情况，我们都发现基督徒凭借他们拥有的西学知识，在社会上争取了愈来愈高的地位。
基督徒凭借西学知识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晋升，在不少第三代的基督徒家庭都是明显可见的；并且这绝对不是个别子弟资质优异、际遇奇佳所造成的个别情况，因为在好一些例子里，可以看到的是全族冒升的现象。例如王元深家族、关元昌家族等，他们的第一或第二代只是家境困贫的传道人或基督徒，但迨至第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几乎所有家族成员都获得相当重要的工作岗位。虽然严格地说，在清政府的官阶秩住中，他们任的官职多只是中层的技术官员，并不能算太高；但是苦与他们的前代相比较，则社会地位明显地是大幅上升了。必须留意的是，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因习西学而获得如医学、法律、矿务等方面的知识，投身在清末陆续兴办的洋务事业中，而非借营商致富等其他途径来提升其社会地位。
这些拥有西洋知识的人，自踏入民国以后，更晋身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成为显要人物。前面已提过民初政府基督徒任职的很多，但其实在社会各环节，都可以看到基督徒的活动。他们当中不少是习西医和法律的，在这两个专业中占的比例相当大；此外也有一些积极投身与西方有关的商务里，例如百货业、保险、银行、影相、西药坊等。在学术机构任教的也属不少。
中国基督徒凭借西洋知识，在清末民初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第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现象。
信徒社会地位的改善，对基督教在国人心目中的形像自然大有改善，影响力亦相对增加了；如青年会等基督教组织，在社会及国家事务上积极参与和发言，他们的言论亦获得了相当的重视。基督徒也不再是处于社会边缘之上，与社会主流脱节的群体了。
但是在二十年代以后，一方面社会转趋动态、阶层流动的情况复杂而多样化了；另一方面传教学校也不再专为培育信徒子弟而服务，甚至教育本身都已与传教事业脱节。故此这条社会晋升的途径虽然仍存在，却已没前面说的那样明显了。
更且，有基督徒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并不表示以低下阶层的人为主要的传教对象这个传教策略有变。故此，中国教会占了九成以上的成员，还是贫苦大众，慈惠工作仍是传教的主要方式，这直至主后1949年仍没多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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