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真是不可预测，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我会在出生地成长、结婚、生子和老去,从来没有想过去其它地方定居，更不用说去国外生活。
2014年，我和K先生结婚，他是欧洲人。不久我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孩子出生不久，我先生便调动到印尼工作。刚听说去印尼生活，我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对于印尼，我的脑海里的印象是各种排华的新闻事件，想到在印尼长期生活，不由得有点恐惧和害怕。
2015年9月，我们一家人带着几大箱行李，怀里抱着五个月大的婴儿，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从广州来到了印尼雅加达。当踏上印尼这个国家的土地，看着机场嘈杂又陌生的环境，听着周边英文夹杂着印尼土话的声音，我感觉一切像做梦一样不真实。
穆斯林无处不在
对于在异国他乡生活，刚开始我还有点小兴奋，没多久就被现实狠狠的打击了。印尼大部分地区，基础建设都非常差。就连首都雅加达一下雨，整个城市道路都会水淹。
印尼的交通状况可以用一个字形容，糟！尤其是首都雅加达，就是个“堵城”。道路都是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加上摩托车、行人穿梭其中。正常开车15分钟的路程通常要开一小时车，开车不仅仅考验你的技术，最重要是考验你的耐心。公司为了照顾我们的正常出行，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司机和一部车。
司机名叫哈米，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典型东南亚人的样子。哈米是印尼本土人，会讲英语。“Mr. K , Miss Amy , nice to meet you!” 第一次见到哈米，他热情的向我们打招呼。每次出行，哈米都会比出发时间提前半个小时达到预定地点，然后载着我们在拥挤的马路上突围。
印象最深的有次哈米载着我们从医院回家。宝宝刚打完预防针，从医院到家大概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一家人都在车上快睡着的时候，哈米突然把车开到了路边加油站：“Mr. K , 麻烦等我10分钟。”说完，哈米匆匆下了车。我们以为他要去洗手间，却发现哈米向加油站旁边的祷告房走去。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哈米是去祷告了。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人口的80%以上都信教。祈祷是每天必须的功课，哈米是个虔诚的教徒，每次到了祷告时间，他一定停下身边所有的事情去祷告。
为了方便祷告，雅加达到处可见清真寺。大型商城、学校、集市都设有祷告点，一到时间，清真寺的大喇叭就传出古兰经的声音，整个城市都笼罩在这诵经声中。
我以前有位保姆Mini 也是位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她都穿着黑色的罩袍，出门必带头巾，在家清洁劳作时依旧如此。
“Mini,天气太热，你可以轻松一点。像Linawati，她也是穆斯林，但她在家里就不穿黑袍。”
Mini瞪着眼睛看着我们：“不，I’m a good girl! 我以后是要上天堂的，我们好女孩是一定要这样。”
既然Mini坚持，我们也就由她去。Mini 一天要祈祷五次，每次到了祈祷时间，Mini都会跑过来问我：“Miss Amy, 我的事情做完了，可不可以去祷告。”
我惯例回答：“没问题。”
Mini便回到她的房间，铺上一块地毯，站在地毯中央，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她祈祷的时候，就算是天塌了下来，她也会一动不动坚持祷告完。
看着Mini这么虔诚的祷告，我不由感慨信仰的力量。印尼虽是温和穆斯林国家，但有些风俗习惯依然要留心。
刚来印尼不久，我和先生去移民局办事，还没进门口，就被守卫拦下来。
“女士，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这里，太短，不行。”他指了指我的牛仔短裤。
因为印尼天气炎热，我常年都穿着牛仔短裤在雅加达东跑西窜。“要到膝盖以下才可以。”他继续比划。
我愣住了，在雅加达只要不进清真寺，我这样的穿着还没有遇到过问题。但事情不能不办，我急中生智，把儿子身上盖着的长毛巾拿下来，在身上一围，像傣族人穿的筒裙一样，包裹得严严实实。守卫看后，点点头，才放我进去。
先生在旁边直夸我机智。在这两年中，总有事情发生并提醒我这里是印尼，是人口80%都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但也有例外，在酒吧和当地的穆斯林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我们会点一种猪肉煎炸的小吃，身为穆斯林的朋友也会尝上一两块。和他们聊天时，有时也会提到信仰问题，朋友告诉我这是一种个人选择，有人可以选择戴头巾，也有人可以选择不戴。
在印尼除了感受到浓厚的宗教氛围外，贫富差距也让人印象深刻。
在印尼，中产阶层基本都雇佣住家保姆，如果是家有两个小孩的中产之家，一般会有四个保姆，一个小孩一个保姆照顾，再加上一个专门负责清洁、一个专门负责做饭。司机和保安也是标配，这边能买得起车的家庭都会请司机专职开车。
雅加达的中高档公寓每套住房都会有专门的保姆工人房和工作区域，保姆日常吃住及祷告都是在自己的生活区域范围内完成。
因为要照顾宝宝，我也入乡随俗的雇佣了两个保姆。我和先生来到异国他乡，刚开始都没有什么朋友，只能通过中介去找保姆。中介介绍一个保姆的费用是1200RMB，保证三个月内不满意可以更换。
中介介绍的保姆大都来自苏门答腊岛屿，大部分是离异女性，来雅加达做保姆赚钱养家。小孩一般放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保姆的每月薪水1000-1500人民币左右，很多保姆做几个月拿点钱够小孩开学就回老家了，等钱不够了再出来打工。另外每年很多保姆都要辞工回老家过开斋节，所以这边保姆流动性特别大。两年的时间，因为各种原因，我家就连续换了七八个保姆。
Linawati 是帮我照顾宝宝的保姆，她每天都带着一个粉红的头箍，喜欢涂鲜艳的口红，未婚，26岁，会一点英文，来自苏门答腊岛屿。这个年纪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屿那边还没有结婚比较少见了。
可Linawati好像从不考虑将来，也没有什么人生计划。每次发完薪水有两天的休息时间，Linawati 都会出去疯狂购物，把钱都用光。作为有储蓄习惯的中国人，我实在看不下去。
晚上，我拿着计算器到Linawati 房里，手把手的教她算账：“Linawati，你每个月工资有1500人民币，吃穿不用花任何的钱，为什么不把钱存起来，以后回到老家，你可以找个条件好点的丈夫，或者做点小生意。”
Linawati吃惊的看着我，我估计她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在计算器上啪啪一通乱按：“你看，每个月存1500RMB，一年就有18，000RMB，两年就有36，000RMB.你再努力几年，就有一笔巨款了。你可以用它干很多事情。”
（1百万卢比＝500人民币，我和她交谈时用的是卢比单位）
Linawati 瞪着我，一直摇头：“Miss Amy , 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会有这么多钱。”
“Linawati ,你学过数学没有，只要你存钱，就会有的。”
“Miss Amy , 不可能。不可能。”Linawati 一直不停重复这句话，我看着她震惊的样子，我的建议对她来说仿佛天方夜谭一样，不可思议。
“可以的，”我肯定的回答她：“只要你不要每次发完工资就全部用掉买衣服、鞋子。雅加达的东西贵，不便宜。你坚持存钱就会有的。”
“Miss Amy,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不可能”Linawati 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第二天早上，正好是Linawati的休息日，一大早她就出去了，晚上，她又大包小包的回家了。看着Linawati拎着购物袋兴奋的样子，我不由的叹了口气。
我不能理解她这样生活方式。她们几乎没有储蓄的概念，也不乐意储蓄去应对未来的风险，或者积累一些资本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有钱就去享受，没钱时就出来打工，仿佛人生只为现在而活。
同样，也许她们也不理解我的想法。她们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为将来的问题剥夺现在的快乐？能够即刻兑现的享受才是她们生活的目的，消费也许对她来说是一种快乐吧，也许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享受。我为什么要去剥夺她的快乐呢？想明白之些后，对于后来雇佣的保姆们，我再也没有提出这样类似的建议。
和Linawati一起工作的另一位保姆是Rita。Rita年纪小，不到20岁，个子也小，她是第一次外出打工。Rita 因为刚从老家出来，几乎不会英文。我和她的沟通除了简单几个单词之外，就是比划。因为她年纪小，我和先生都特别照顾她，每次出门都让Linawati好好带着她。
有天早晨，我先生告诉我他放在鞋柜上的40万卢币（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不见了，我想到了我们睡下以后，Rita进出客厅好几次，平时都不会这样，昨晚非常奇怪。
我抽空把Linawati 和 Rita叫过来问问：“你们谁看到鞋柜上的40万卢币，昨天晚上我先生放鞋柜盘子上，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Linawati摇头说没有看到，Rita 突然哭了起来。
“Rita，你为什么哭呢？”我问道。
Rita一边哭一边跑去洗手间，把门一关，不再出来。我和Linawati 只好在洗手间门外安慰她，叫她不要害怕。
过了一两个小时，Rita 哭的没声了，她终于从洗手间走出来，低着头，小声说：“钱是我拿了。”
虽然钱不多，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留下她了：“Rita，我打电话给中介，你和中介回家吧。这个月的工资我给你，但我没办法继续让你在我家工作了。”
不巧的是，中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Rita，中介电话一直打不通，不好意思，你只能自己回家了。”
Rita一边哭一边收拾行李离开了。我看着她，又生气又难过。生气的是拿钱这种行为真的是不对，难过的是Rita刚从老家过来，对她来说，40万卢币是很大的一笔巨款，她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放在鞋柜上的40万卢币是巨大的诱惑。
Rita走后，我们的邻居知道这件事后，惊讶地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报警？你们为什对她这么好？你们要小心哦。”
听到邻居这么对我们说，我有点担心，电话联系我先生：“这件事要不要报警啊？我们这样让她走了，会不会不妥。”先生笑了：“才两百块钱，报警给Rita留个案底，她以后都不好找工作，这样不好吧，她还这么小年纪，不能这么毁了她。”
“嗯，我也这么想。”我放下电话，内心依然有些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Rita带着中介和她哥哥来到我们家，气势汹汹地找我们要赔偿。我疑惑的看着他们，心想我没找中介索赔，反倒他们找我要钱。
“你们找我索赔，为什么？”
Rita对中介嘀咕了一下。中介，一个黑瘦的印尼人，冲着我大嚷：“你们虐待Rita，还提前解雇她。你们必须陪我一个月工资。”
我气极了：“Rita，你是这样说得吗？”
Rita 低头不做声了。我强硬起来：“你们听好了，我根本没有虐待Rita，前天晚上，Rita偷拿了我们40万卢币，她自己承认后，我们联系中介电话一直打不通，昨天我们因为这件事情辞退了她。工资也和她结清了，并没有少她一分钱。按条款，你们中介还要退回中介费给我。如果你们再无理取闹，我立刻报警你们敲诈勒索。看看到底谁会进监狱。”
我一口气说完，叉着手站在门口，瞪着眼看着他们。物业的警卫和邻居都站在走廊，为我助威。
Rita和她哥哥、中介看到我们人多势众，终究没有大闹，灰溜溜地走了。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对这些离乡背井出外打工的印尼底层保姆的感情更复杂了。
我们和她们虽然经常接触，但就像隔着膜对话的两个人，互相看不清对方。我们的沟通仅仅限于工作，有时还要借助肢体语言来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站得很近，距离却很远。
每天晚上黄昏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眺望远处的清真寺，整个城市上空弥漫着薄薄的烟雾，耳边听着莫名悠扬的颂经声，告诉我这个异乡人，又一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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