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不爱说话。
总是佝偻着背，一袭中山装，沉默时板着的脸和他千年不变的寸头一样板正，我常因他灰白的眼睛而把他当成外国人。他是那时少有的不拎锄头的读书人，在家里说一不二，在镇里德高望重，做的账从不出错，永远那么体面。
旧时代的人总有一段颇具神话色彩的过往，他也不例外。
狭天子以令诸侯，他体会到了。他是地主的儿子，却早早没了父亲，没了依靠。他的父亲被自己的堂兄弟一枪毙命，只为了那十几亩田地。后来，深山里的土匪要捉了他的母亲当婆娘，她听到了风声，早早就躲进了山里，可看热闹的人总是不嫌事大，“捉了她儿呀！她不出来就要了她儿！擒她走还是擒她儿走，她自己选！”，就这样，他也没了妈。
书生进城赶考的日子，总是要带点玄幻色彩的。小小少年郎，何等魄力，何等聪颖，“这支笔我就放在这桌上，明年学堂开学我定亲自来拿！”。他如约拿到了笔，体面的人从不犯错。
生活不是童话，日子总是要往下过。
为了养家，他只能提起行囊，放下笔，出去做工。可同样的工作，薪水却因为他少的可怜的年纪而大打折扣。这不是条路，这养不活一家人。白天送货，溜进办公室躲在暗角看别人交谈做账，做完了工，便去翻找废弃的账单，晚上自己摸索自己瞧。他也不是神人，最终还是被发现了，一起做工的大人等着挑他的刺，抓他的错，恨不得把他们平日里受的气，对世道的不满全撒在他身上。于是他们说他图谋不轨，偷账单，绑了他送领导。天遇贵人，他没有被辞工，并且还带着本厚厚的会计书回来了。
两年后，他成了镇里最年轻的会计，那一年，他不过十七。
后来，他成了家，有了四个孩子，镇里唯一一家供销社也是他经营打理，他让他的家人都过上了体面日子。
但好像我认识的他和别人口中的他是两个人。
他没罚过我冬天穿单衣去河里挑水把缸填满，他只为我在壁橱后悄悄藏了一大麻袋兰花根儿。
他没拿过手臂粗的竹棍请我吃“笋子炒肉”，他只会在我跌倒的地板上踩了又踩，气呼呼的说：“臭地板！臭地板！不乖！跶长跶长！（摔倒了就要长高之意）”。
他从没将讨嫌的我赶出家过，只是捧着我的手搓了又搓，亲了又亲，一遍又一遍地唤我乳名。
他从未做过任何一件有失体面的事，却为我换了一张又一张尿布，裁了一片又一片汗巾，洗了一次又一次沾了我屎尿的床褥。
他从未表露他的情感，只是永远会在我回去的必经之路上拎着老式手电，等着我。
他从没乘车去看过他在外求学的子女，却在高速未通时坐了六七个小时的国道只为看我一眼。
我想起他时，脑海里只有他眼角挂不住的笑意和他柔和的声音。可他也是真小气，那么久了，一次也不肯来我梦里。
他走的时候，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口齿不清。就那么一个体面了大半辈子的人，最后却大小便失禁，就那么一个聪颖的人，最后却要与阿尔兹海默症周旋到底。
他具体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他走的时候痛不痛苦，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外公灰白色的眼睛是因为白内障很严重，可他是如何每次隔那么远就认出我的呢?我甚至不知道外公腿脚早已不便，那他又是如何坐上那辆颠簸的大巴来到我面前的呢？
我想，如果外公在弥留之际神志又恢复清明了的话，他也会赞同大人不把他离开的消息告诉我这个决定的。我知道外公的，外公是体面了大半辈子的人，外公不想在最后的时刻里，让他的孙崽崽记住他不体面的样子。外公留给我的，是他一生体面又慈祥的记忆，我的脑海里，外公从未离去，全是他存在的痕迹。
余光中和他的母亲，隔了一方小小的坟墓，如今我和我的外公，也隔了这一方小小的坟墓。诗人写诗以表怀念，而我并不文雅也无文采，更不及外公三分聪颖，只能每年清明、春节时，回到家乡，用力磕三个响头，我希望外公听见，他的“大拇指”想他了，来看他了。放最热烈的炮竹，点更多的红烛，烧更多的纸钱，浇最辣的酒，点最好的烟，热热闹闹的，亮亮堂堂的，外公永远是要体体面面的。
外公走了，又好像没走，我每次想起故乡时，他永远站在那里等我，就像我一想起外公，我就回到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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